生 命 倫 理 在 香 港

17

Jul

2017

另闢倫理學蹊徑 卡拉漢拒受哈佛馴服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17.7.2017)

2015 年 10 月 15 日,哈佛醫學院Center for Bioethics請來有「生命倫理學之父」尊稱的Daniel Callahan (丹尼爾 · 卡拉漢,1930 - ) ,在公開論壇談他的回憶錄In Search of the Good: A Life in Bioethics也是回顧半個世紀生命倫理的探索。演講連答問超過1小時,85歲的Callahan思路敏捷,風彩依然 。網上可以看現場錄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B4mIQQZYE)

開場白,主持人笑問他:「你在書中談到早年在哈佛修博士學位,是糟糕的經歴,可否一談?」Callahan在 60年代在哈佛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當中的經歴令他意決不走學院哲學之路。他選擇做靠近社會議題的事,包括人口政策研究,寫文章關注避孕、墮胎等。對社會議題的關心始於畢業前,那時期他在天主教刊物Commonweal任編輯,特別關心社會、文化、價值觀的課題。

關於Callahan在哈佛的「糟糕經歴」,我會看作一個年輕學人拒絕被主流學院建制馴服的故事。Callahan承認在進哈佛之前,未有做好功課,完全不知道當時哈佛哲學系是什麼門路。這是哈佛哲學系獨尊牛津劍橋分析哲學的年代。傳統的人生哲學問題,例如生命存在的目的、善與惡、人性等,很多都被犀利的語言分析肢解,視為「偽問題」。Callahan卻是為了這些問題來修讀哲學的。在課堂上,教授認為他的問題不值得回答,他提出質疑,事後要到教授辦公室去談話。他的博士論文提案兩次被導師拒絕。

Callahan發現, 60年代的學術主流內,道德哲學只是邏輯理性的思辨遊戲。他自己的偶像卻是蘇格拉底,在市集廣場與雅典公民辯論哲學。

哈佛時期的Callahan也醉心宗教,哲學系的課堂令他氣悶,就跑去神學院旁聽,結論是:「神學家那兒有許多有趣的問題,卻沒有思考工具去處理;哲學這兒有各種思考利器,但一個有趣問題也沒有。」到他畢業後,70年代的哈佛哲學學者包括John Rawls卻重新關注人間的課題了,例如公義。

1969年, Callahan已是多個孩子的父親,39歲才來創業,與精神科醫學教授朋友Willard Gaylin 在所居的河畔小鎮Hastings-on-Hudson共同創辦一所獨立的民間倫理學研究中心Hastings Center。Hastings無疑是世界上第一所研究生命倫理課題的中心,畢竟Bioethics這個名詞還是在1970年才誕生的!

Callahan在一篇文章說,創業之初,Callahan家中臥室便是規劃辦公室兼文具倉庫;Gaylin的房子則放置複印機和儲存文件檔案。但他們一開始便充滿信心,相信必會成功。他回想70年代的美國社會創業蔚然成風,Hastings算得上是開風氣之先,他不無自得地說:「稍後Steve Jobs 和Bill Gates也加入冒險創業潮流,我聽說他們也幹得不錯。」

在60年代末,他發表一系列從正反角度辯論墮胎的文章,超越了基督教保守派與自由主義個人權利對立的兩極思維,因而嶄露頭角。1972年Abortion: Law, Choice and Morality一書出版,奠定了他在生命倫理學的獨特地位。

生命倫理學並非普及的學科,怎會受公眾矚目?這是時代使然:二次世界大戰後生物學和醫學的飛躍觸發新興的倫理問題和社會爭議,有限資源承受不了昂貴的新醫學科技,全新的避孕與墮胎道德爭論撕裂社會;科學家也有困惑,像愛因斯坦量子物理理論造就可怕的核武器那種夢魘,會否在生物學重演?當人類基因結構被破解,優生學上的應用指日可待,既有的道德規範能適應未來嗎?

 

中國學者研究Daniel Callahan

書架上有一本Daniel Callahan 與Mark Hanson合編的The Goal of Medicine: The Forgotten Issues in Health Care Reform,1999年出版,近日才讀了。千禧年前後我斷斷續續地思考「醫學的目的是什麼」這一類問題,一些想法反映在我去年出版的《醫院筆記:時代與人》,其中談到「醫學的初衷」。

Callahan針對的是現代醫學無窮地追求突破所帶來的挑戰和威脅。他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書比喻醫學科技為人類「鍾愛的野獸」(our beloved beast) ,警告當野獸脫韁,會破壞醫療服務體系。基本上他主張人生壽命有時而盡,社會要正視人口老化挑戰,就應該真正尊重長者,讓年老變得有意義,而不是拼命以科技延續多一年半載壽命,卻讓老人挨著孤獨空虛和身心苦痛數日子。

他領導Hastings Center 30多年,始終關心入世的生命倫理議題,特別是那些關乎人類未來福祉的大題目。他尤其堅持,生命倫理學不是一種專門的自說自話的學術,亦不可以由醫學專家、法律專家、哲學家各說一套就當完整,必需有交叉學科融合的視野,並且,最終要透過影響公共政策和社會文化造福人群和消弭危機。

中國大陸的生命倫理學研究比香港先行而且成熟。與Callahan同代的醫學人文學者杜治政長期書寫「醫學的目的」等題目。邱仁宗教授在中國開闢生命倫理學學科,桃李盈門。

新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個創新工程課題是「當代美國生命倫理學研究」,課題組的王延光研究員早年曾到Hastings Center訪問,2013年重訪,考察美國生命倫理學的發展以及社會大眾的倫理意識。她在《醫學與哲學》發表一連五篇〈丹尼爾‧卡拉漢與美國生命倫理學〉,顯示了當代中國學者對Callahan的尊崇。我相信這也是因為Callahan的倫理觀是反對獨尊個人自決權利(individual autonomy)而忽略社會共同福祉(common good) 。他有哈佛品牌但在價值觀上面有些接近中國的儒家倫理。

 

原載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2017年7月17日,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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