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介入靈性關懷思考 重建「我要活下來」信念 孫思涵博士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14.01.2026)

孫思涵博士  

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助理講師

踏入新一年，我們依然不能忘記去年11月26日那場大火。過百人確認喪生，還有遺體身份未明，數以千計居民失去住所。火災發生後，許多機構與義工團體迅速行動，為受災居民提供緊急物資、臨時安置和心理輔導。

除了這些生活與情緒支援，大災難也提醒我們：面對突如其來的失去，人們不僅需要生存援手與情緒慰藉，也需要能和內心深處的痛苦、迷惘和價值崩潰的對話空間。這或是「靈性關懷」（Spiritual Care）在災後介入的倫理思考起點，並有效提供支持，逐步重建「我要活下來」信念。

靈性關懷，是一種對生命意義、價值感與人際連接的深層關顧。當人們面對死亡、失落、創傷或重大轉變，往往產生一些難以言說的問題。例如「我為什麼會遇上這一切？」「我仍然有價值嗎？」「這些苦難有意義嗎？」靈性關懷正是回應這些終極困惑的陪伴性實踐。它可發生在安寧病房，也可出現在災難現場、社區支援中心，甚至與社工、醫護、家人間的對話。與心理輔導不同，靈性關懷不以治療為目的，而是強調傾聽、見證與同行，讓人感受到自己不是孤單的、沒有被遺忘，哪怕生命在痛苦與崩壞中，也仍然值得被尊重與珍惜。

災後的靈性關懷在這場火災中，面對如此規模的傷亡，社會對罹難者的回應，不僅體現在搜救善後，更體現在公共哀悼的實踐上。特區政府隨後舉行了默哀儀式，政府建築下半旗致哀，並在十八區設立弔唁處，讓市民表達對亡者的哀思。這些舉措無疑具有公共靈性關懷的意涵，象徵社會對死亡的承認與記憶。然而，哀悼不應止於儀式，更需要持續性的倫理承諾。我們是否能在日常保留對這些逝者的記憶？是否能在災後的重建與追責過程，仍不忘這些曾經活過卻失落於火場的生命？靈性關懷提醒我們，在處理死亡的同時，也在重申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深層連接與尊重。

對罹難者家屬而言，靈性層面的痛苦往往與心理創傷交織不清。親人遽然離世，他們必須重新面對人生的秩序和意義：「我是否能繼續生活？」「他就這樣白白犧牲嗎？」「我是不是哪裏做錯？」這些問題未必能用心理學工具解釋清楚，也無法簡單處理或解決。這時候，靈性關懷可提供一種不評價、不指導的陪伴空間，讓悲傷者說出他們的故事、表達自己的困惑和信仰、重新建立對生活的信念。

幸存者可能身體無恙，但心靈深處卻承受着內疚與迷惘。有人會問：「為什麼是他走了，不是我？」也有人可能會夜裏驚醒，腦海不斷重現逃生豁免——這種情緒被稱為「生還者內疚」（Survivor's guilt）。它不只是心理現象，更是一種靈性動搖——生死禍福難以理解，價值好像虛無。靈性關懷可在這裏提供支持，逐步重建「我要活下來」的某種意義。至於急救人員，包括消防員、醫護人員、社工與義工也不應被忽視。他們在火場中目睹死亡、目睹無法挽救的痛苦，背負着可能過高的責任感。在完成任務後，表面如常，但長期積纍的創傷可能在無聲發酵。靈性關懷在此也可發揮作用，例如透過團體分享、默禱，或儀式性的釋放，讓他們有機會停下來，正視自己情緒，重拾人與人間的溫暖和支持。

火災發生後，我們需要談論責任、調查與賠償，但不要忽略，人的悲傷與靈魂，也是災難中最需要被看見的部分。靈性關懷，正是一種讓我們回到人的層面，理解「失去」與「陪伴」意義的倫理實踐。

醫學教育的反思

在今年醫科三年班的生命倫理學課程，我們首次探討「靈性關懷」這個概念。學生透過實際案例，討論臨終病人的靈性需求與照護反思。然而，對於許多仍處於「臨床前階段」（Pre-clinical）的醫學生來說，這些抽象討論或許仍顯得遙遠。他們尚未進入病房，可能也未體會過人在苦難與失落中對被陪伴的渴望，因此難以立即明白這一題目對學醫的重要性。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講座講者曾說過的一句話：「You can never cure everyone, but you can always care for everyone.」這深刻點出了醫學的倫理本質：醫者的責任，從來不只是「治癒疾病」，更是「照顧人」。

火災慘劇發生提醒我們：醫科生不僅需要學會如何診斷與治療，更要學會如何在別人生命最脆弱時刻，提供有尊嚴、溫度的陪伴。靈性關懷教育正是培養這份同理心與倫理敏感度的重要一課。

在文章的最後，筆者願逝者安息，生者得慰，願我們不忘這場火災留下的悲傷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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