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急進vs倫理管治 內地「人類基因編輯」再出事 區結成醫生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6.08.2026)

區結成醫生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

相隔8年，中國再有急進的人類基因編輯事件引起廣泛爭議。2018年，賀建奎在香港的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上高調宣布，名為「露露」與「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已經誕生。國際學術界嘩然，中國官方亦嚴厲批評，經調查後，賀建奎因非法行醫等罪被判刑3年。此後，中國陸續完善有關高風險生物醫學研究的法規和倫理審查制度，但今次再出現問題。

今年7月23日，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和學術誠信監督平台「撤稿觀察」（Retraction Watch）合作調查披露，一位6歲女童去年在上海交通大學體系的新華醫院，接受基因編輯實驗治療後死亡。研究基因療法的神經科學家仇子龍，正是當年聯署譴責賀建奎的百多名中國科學家之一。

調查發布後的第3日，交通大學醫學院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已成立專項工作組全面調查，強調「堅決反對違背科研倫理違規開展醫學科學研究」。上海市相關部門亦介入跟進。

這宗不幸事件的情節和可議之處，在鳳凰網（7月25日）和BBC中文（7月27日）有完整的述評。女童患的罕見遺傳病由CHD3基因的一個單鹼基突變引起，應為C的鹼基變成了T，這並不致命但導致神經發育遲緩。治療方式是以腺病毒作為鹼基編輯器的載體，通過向脊髓腔內注入病毒顆粒，由病毒把編輯器送達腦內神經元，並修復致病的單個鹼基，希望恢復CHD3蛋白功能。

女童出現嚴重反應，被轉入ICU，注射後約一星期死亡，醫院把這死亡案件判定為與治療相關。據調查所指，事發後被揭露的問題很多，最矚目是原則上科研不應向受試者收費，但為參加這項實驗性治療，女童父母先後向研究計劃提供約86萬美元（下同）資金，這來自他們的積蓄和向親友借款。相關研究經費幾乎全由這家庭承擔：設計編輯器、製備病毒、進行獼猴實驗的公司，都從中拿到經費。負責具體實驗的研究員楊侃是仇子龍學生，也負責商談費用，其中約13萬分多次存入楊侃個人賬戶，女童去世後，這筆錢被退回。

倫理審查把關現缺口

直接關乎科研倫理管治的問題有三個。第一，這是全球首例腦部鹼基編輯治療，需要向脊髓腔內注入大量病毒顆粒（有報道說以億計），明顯屬高風險的人體試驗，卻並未循國家層級審批的途徑，而是走灰色地帶，以「醫療技術臨床研究」的名義，在地方層級推進。這種分類勉強可以辯稱未算違規，但明顯是規避必須的嚴格審查。

第二是倫理審查不完整。官方文件顯示，這個項目在動物的毒理報告完成前，已經取得倫理委員會的批准。事後才出爐的毒理報告指出，4隻參與實驗的獼猴均出現了中度至重度的肝損傷，甚至有腎損傷跡象。為什麼關鍵資料未齊，審查可以先行？

第三，女童死亡後一年多，《科學》的調查刊出後，這個臨床試驗登記頁面的狀態仍然顯示為「正在招募」，說明整個體系在試驗發生致命事故後，並沒有進行必須的跟進。

另外，在經報道公開的資料，尚未明確的是知情同意書內容，是否已真實完整地反映實驗性治療（並非一般的臨床試驗）的風險。

儘管管治的關鍵清晰可見，現實中的倫理管治可能面對深層的限制。為何在上海交大醫學院這樣的高水平機構中，可以發生這種悲劇？制度上，追求突破領先全球，有巨大的學術迫切感，遇上學術權威主持研究，與一流醫療機構的光環重疊，倫理委員會容易產生評估偏差，病者家屬也傾向於相信風險可控。

創新推進風波與挑戰

2023年，賀建奎出獄後曾接受英國《衞報》訪問，強調經胚胎基因編輯計劃誕生的女嬰過着正常生活。他說：「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過去所做的事，是我做得太快了。」他依然認為自己的實驗是「中國最重要的科學成就」，「每個先驅或先知都必須受苦。」

8年前的賀建奎事件與今天的仇子龍事件，性質並不完全相同。前者屬生殖系（germline）基因編輯，直接衝擊國際紅線；後者屬體細胞（somatic）鹼基編輯，在權威醫學院體系內悄然試驗。相似的是，同樣以突破性技術為病患尋求希望作為正當化基礎，在高風險基因技術中，承擔風險的卻是最脆弱的個體。

在科技倫理的審慎管治與嶄新技術的熱情推進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高風險試驗研究需要高度透明，建立多層級嚴謹倫理審查機制與持續監督，是真實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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