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自身 守护「未来的我」垃圾食物背负伦理义务？ 刘善雅博士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01.07.2026)

刘善雅博士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联席总监

日前，听同事分享探讨一个问题：「当我们甚至从未与『未来的自己』相遇，该如何守护那个尚未存在于当下的自我？」她的研究聚焦于可能对大脑造成伤害的潜在科学因素，特别是那些潜移默化的生活方式，包括年轻人常见的隐性成瘾行为，如高糖饮食、频繁摄取超加工食品、酒精，甚至过度沉迷于社交媒体等。这些看似无害的日常习惯，实际上可能对发育中或已成熟的大脑带来潜在伤害。

同事由此引申出一个生命伦理的提问︰当某种行为被怀疑可能对大脑（无论是发育中或成熟）造成伤害，在科学证据尚未充分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将其视为「完全无害」？证据不足，是否意味着风险可以被忽略？抑或应基于「预防原则」，尽力避免对未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

过分追求短期满足

「守护未来的自己」的概念，体现了一种长期导向的切身理性判断（Prudential reasoning），鼓励人们在当下做出更有利于未来自我的选择。这让我想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话：个体之身并非纯然属于当下的自己，而是承载更深的伦理意味。我们今日的选择，都在悄然影响甚或塑造与我们相连的「未来自我」；这个未来的主体既无法发声，也无法参与当下的决策。那么「现在的我」是否有责任替「未来的我」作出更谨慎的选择？若我们为追求短期满足而将代价转嫁给未来的自己，这是否构成某种意义上的自我伤害，甚至是一种道德上的亏欠？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避免对自身造成伤害，不仅关乎个人健康，更与「孝」的观念紧密相连；善待自身，即是对生命来源的一种尊重与回应。

儒家视人为关系中的存在，重视延续「生命脉络」，这概念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西方强调个人感受与选择，但这与生命伦理学的尊重自主不尽相同，反而常变成一种「活在当下、即时满足」的自我实现及生活态度。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不应任意伤害「未来的我」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当问题涉及仍在发育的大脑时，相关的伦理关系便随之转变。对于尚未具备完整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是否应承担更重要的保护责任？我们又是否可以单就年满18岁作为具备充分判断能力的界线？如果年轻人的选择受到朋辈、环境、商业诱导等影响，那么责任便不止于个人或家庭。当企业在设计高诱导性食品与产品时，是否也需承担「不伤害」（Non-maleficence）的伦理义务？

曾听一位朋友分享，她的小孩在6岁之前，从未接触过汉堡与薯条，然而，也不难见到以糖果零食奖励小朋友的普遍做法。事实上，食物对情绪影响有一定的科学基础︰碳水化合物有助于稳定情绪、减轻焦虑，而甜食所引发的短暂血糖上升，亦会带来即时的愉悦感。如果过于严格地限制，也有可能剥夺小孩在正常发展及均衡饮食之外，从食物中获得正向回馈的机会，以及减少其接触多元刺激（包括好与坏）的可能。此亦可理解为：这些多元刺激未必对大脑造成纯粹负面影响，反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适应与发展。

厘清科技与教学定位

有人会质疑：以数十年的高度自律换取延长的寿命，是否真的能带来更多快乐？人类存在的意义，未必仅在于追求最完美的体魄，或最理想的健康状态。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不让身边的人为自己过分担忧或承担照顾的压力。

澳洲墨尔本大学教育神经科学家Dr. Jared Cooney Horvath对教育科技提出反思，尤其关注课堂日益数位化的趋势。他指出，过度且未经审慎设计的数位化教学，往往与较差的学习成效相关。当学生的学习方式因此改变，推动数位教学的教师与制度亦难辞其咎。

问题的关键，究竟在于普及学习数位化的本身，抑或是教师在追随科技潮流的同时，未能清晰掌握学习目标，致使工具喧宾夺主？现时的教育工作者，有责任重新厘清科技与教学的角色定位，审慎取舍其应用方式。唯有如此，方能为未来的人类福祉与世界发展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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