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环境 人人享有？ 英美韩港学者跨地域对话 钟一诺教授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08.04.2026)
钟一诺教授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联席总监、
中大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副教授
当今国际社会面临一个深刻哲学问题：如果正义是确保社会所有个体权利都能被尊重与平衡，那么在环球健康（Global Health）各种议题上，我们的正义关怀能否、应否跨越国界？这问题困扰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和哲学家已久。
在政治哲学中，国家主义（Statism）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对此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国家主义者主张，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主权国家内部，我们对本国同胞负有最强烈的正义义务，因为彼此共享一套政治框架、法律体系与社会制度；相反，世界主义者认为，正义原则应平等适用于所有人，国籍不应构成道德上界限。
近年，我们目睹某些国家以主权和国内利益为名，退出国际组织与协议。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国家主义的极致体现，然而，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国家主义立场是否必然导向否定全球行动的结论？
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迎来3月13日于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举行的第八届“Lanson生命伦理学讲座”。这讲座系列由郑维健博士为纪念其先慈而捐赠设立，旨在邀请世界各地的杰出道德哲学家及生命伦理学家，探讨最关键的当代生命伦理议题。历届主讲包括Peter Singer、Thomas Scanlon、Jonathan Glover、Jeff McMahan、Frances Kamm、Bonnie Steinbock等，阵容之鼎盛，足见讲座在国际学术界地位。
今届讲座聚焦“气候变化与享有健康环境之权”（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主讲人为首尔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关係学系的宋教授Professor Jiewuh Song。她针对学界对于“享有健康环境之权”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实务上是否可行的质疑，透过对权利理论与法律实践的剖析，论证这项权利的理论坚实性与实际效用。
健康非医疗问题
当天，大会特别邀请3位学者担任与谈人，分别是约克大学政治哲学教授Prof. Martin O'Neill、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Prof. Lucas Stanczyk以及笔者本人。3位与谈人分别从不同学术背景与理论视角，对宋教授的演讲作出回应，展开一场横跨政治哲学、公共衞生与生命伦理学的深度对话。
这场对话揭示环球健康议题的本质：健康从来不仅是医疗问题。现代公共卫生研究早已指出，人们的健康，主要在我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老化的社区、职场与生态系统中逐渐形塑。教育、就业、收入、住屋、粮食安全以及物理环境——这些被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的条件，构成了人口健康的根本基础。
当大家翻阅《刺针》“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The Lancet Countdown）年度报告，看到气候变化如何加剧粮食与水资源危机、影响心血管与呼吸系统疾病并损害心理健康，我们所目睹的，正是对这些健康基础的系统性破坏，若无法保障一个健康环境，健康权利本身将难以实现。“享有健康环境之权”所保护的，正是使人口健康得以长期维繫的生态条件，这也是“生态健康”（EcoHealth）的核心前提。今年2月，中大赛马会公共衞生及基层医疗学院成立“一体、地球及生态健康网络”（One, Planetary, Eco Health Nexus），正是为回应这环环相扣的议题所带来的全球挑战。
哲学层面思辨
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正义理论这些看似分立的领域，正被同一问题连结：我们对人类在这有限资源星球上的共同生活，抱持何种期望与想象？这不仅是哲学层面的抽象思辨，更直接关系全球数十亿人的健康与福祉。当极端天气愈发频繁，传染病传播模式因气候变化而改变，当数以百万计人口因环境恶化被迫迁徙，这些都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今次讲座所提供的，正是一个让不同学科和视角得以真诚对话的平台。宋教授从政治哲学与人权法内部逻辑，为一项具体权利提供理论辩护；3位与谈人则分别从各自学术传统出发，将这权利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与生态脉络中审视。这场对话未必能立刻产出具体方案，却能让大家看见问题的复杂性，审慎地面对各种看似简单的答案。更重要是：无论持何种政治哲学立场，我们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事实——在环球健康议题上，人类命运早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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