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平安三宝」保障概念 勿过急为生命终章超前部署 黄维达医生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11.03.2026)

黄维达医生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研究员

香港新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即将生效，预料将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视之为一线曙光，认为能保障自己将来的死亡质素，并开始主动进行俗称「平安三宝」的超前部署，即遗嘱、持久授权书及预设医疗指示。然而，是否只要集齐这「三宝」，就能保障生命最后阶段的死亡质素？我们又应如何看待「平安三宝」，如何掌握「维持生命治疗」理念，并与家人展开开放讨论？本文一一分析。

在香港，这「三宝」均为有效的法律文件。不过，遗嘱与持久授权书不能涵盖医疗决定，因此具法律约束力的预设医疗指示，便成为表达病危时医疗意愿关键。人应能自主选择生存方式，当然也应能为人生最后阶段作出决定。可是，为健康人士预先安排「预设医疗指示」，原来极具争议。原则上，这条例是让病人以至健康的潜在病人透过正式文件，预先告知医疗人员︰日后若患上末期疾病，或不能逆转的昏迷或器官功能衰竭，是否希望使用「维持生命治疗」。简单来说，就是在已知无法康复情况下，是否愿意继续使用呼吸机、强心药、人工心肺或洗肾机，以维持肺功能、心跳、血压与肾功能。

这些严重疾病，可以是完全意料之外，例如突发性脑出血或创伤性出血；也可属部分预期之内，例如反复使用强效抗生素仍无好转的严重肺部感染、心脏衰竭恶化至末期，或化疗也无法控制的肺癌，并已扩散至骨骼与脑部的极端状态。

「预设医疗指示」看似直接，但若在未经历严重疾病、相对健康时就预早订立，简单声明「不愿意」，在医学伦理和实际操作层面，远非那么简单。无论年纪与健康状况如何，要健康人士想像自己罹患危疾，本身已极度困难；更何况还要设想疾病如何影响身体、评估自己能否承受疾病与治疗带来的症状，再判断哪些「维持生命治疗」可接受——这需要多大的想像力与自我认识，才能理性地作出决定？

健康人士无法想像被喉管插入喉咙的感觉；也难以体会被喉管插入颈部血管的一刻；更别说胸口被反复按压经历。即使笔者身为深切治疗部医生，也无法预料自己在病危时对这些治疗的接受度。因此，在被诊断患上严重疾病前，便要预先决定「在什么情况下愿意或不愿意接受哪些措施」，不仅极为困难，亦难以有真正准确答案。

「预设医疗指示」复杂性不止于此。有些末期病人为了纾缓症状或争取存活时间，会接受具创伤性治疗。那么，预设医疗指示在这种情况是否仍然适用？举例来说，末期肠癌病人可能需要接受肠道改道手术，以纾缓阻塞。如病人已签署预设医疗指示，列明末期疾病时不希望接受任何「维持生命治疗」，那么应否使用创伤性呼吸机及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此时，医生、病人及其至亲必须作出「当下」判断︰目前状况是否适用预设指示？即使已有预设医疗指示，这种「当下」讨论与决策仍是必不可少，才能确保最终的决定真正保障病人。

「预设照顾计划」实践价值

对于所有临近生命终点的人来说，一个「当下」关于「维持生命治疗」的决定才是最关键。而预设医疗指示与先前推出的「预设照顾计划」，正是用来预先准备和记录这些决定的重要工具。事实上，即使在新法例生效前，香港医管局和部分私营医护人员，早已根据临床实务指引及普通法框架，推动「预设照顾计划」多年。新条例不但不阻碍现行计划的进程，反而加强了医护人员的信心，也提升了患有严重脑退化症、末期癌症及器官衰竭病人及其至亲的信任。对他们而言，「平安三宝」绝对具有重大价值。然而，与其只着眼于「预设医疗指示」这份文件，更重要的是对死亡及「维持生命治疗」的透彻理解，以及与家人之间建立坦诚沟通。这包括了解各类「维持生命治疗」的用途、风险与副作用，认识预期疾病发展的过程，并准备好在病人无法表达意愿时，能以家人身份担任医疗决定的代理人。

我们期望，随着新条例的推行，能唤起大众对死亡质素的重视——让末期疾病患者善用「平安三宝」，得以有尊严地离世；同时也让健康大众接触「轻量版平安三宝」，掌握「维持生命治疗」理念，与家人展开开放讨论。毕竟，关心与理解比一份文件来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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