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介入灵性关怀思考 重建「我要活下来」信念 孙思涵博士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14.01.2026)

孙思涵博士

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助理讲师

踏入新一年，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去年11月26日那场大火。过百人确认丧生，还有遗体身份未明，数以千计居民失去住所。火灾发生后，许多机构与义工团体迅速行动，为受灾居民提供紧急物资、临时安置和心理辅导。

除了这些生活与情绪支援，大灾难也提醒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失去，人们不仅需要生存援手与情绪慰藉，也需要能和内心深处的痛苦、迷惘和价值崩溃的对话空间。这或是「灵性关怀」（Spiritual Care）在灾后介入的伦理思考起点，并有效提供支持，逐步重建「我要活下来」信念。

灵性关怀，是一种对生命意义、价值感与人际连接的深层关顾。当人们面对死亡、失落、创伤或重大转变，往往产生一些难以言说的问题。例如「我为什么会遇上这一切？」「我仍然有价值吗？」「这些苦难有意义吗？」灵性关怀正是回应这些终极困惑的陪伴性实践。它可发生在安宁病房，也可出现在灾难现场、社区支援中心，甚至与社工、医护、家人间的对话。与心理辅导不同，灵性关怀不以治疗为目的，而是强调倾听、见证与同行，让人感受到自己不是孤单的、没有被遗忘，哪怕生命在痛苦与崩坏中，也仍然值得被尊重与珍惜。

灾后的灵性关怀在这场火灾中，面对如此规模的伤亡，社会对罹难者的回应，不仅体现在搜救善后，更体现在公共哀悼的实践上。特区政府随后举行了默哀仪式，政府建筑下半旗致哀，并在十八区设立吊唁处，让市民表达对亡者的哀思。这些举措无疑具有公共灵性关怀的意涵，象征社会对死亡的承认与记忆。然而，哀悼不应止于仪式，更需要持续性的伦理承诺。我们是否能在日常保留对这些逝者的记忆？是否能在灾后的重建与追责过程，仍不忘这些曾经活过却失落于火场的生命？灵性关怀提醒我们，在处理死亡的同时，也在重申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连接与尊重。

对罹难者家属而言，灵性层面的痛苦往往与心理创伤交织不清。亲人遽然离世，他们必须重新面对人生的秩序和意义：「我是否能继续生活？」「他就这样白白牺牲吗？」「我是不是哪裏做错？」这些问题未必能用心理学工具解释清楚，也无法简单处理或解决。这时候，灵性关怀可提供一种不评价、不指导的陪伴空间，让悲伤者说出他们的故事、表达自己的困惑和信仰、重新建立对生活的信念。

幸存者可能身体无恙，但心灵深处却承受着内疚与迷惘。有人会问：「为什么是他走了，不是我？」也有人可能会夜裏惊醒，脑海不断重现逃生豁免——这种情绪被称为「生还者内疚」（Survivor''s guilt）。它不只是心理现象，更是一种灵性动摇——生死祸福难以理解，价值好像虚无。灵性关怀可在这裏提供支持，逐步重建「我要活下来」的某种意义。至于急救人员，包括消防员、医护人员、社工与义工也不应被忽视。他们在火场中目睹死亡、目睹无法挽救的痛苦，背负着可能过高的责任感。在完成任务后，表面如常，但长期积纍的创伤可能在无声发酵。灵性关怀在此也可发挥作用，例如透过团体分享、默祷，或仪式性的释放，让他们有机会停下来，正视自己情绪，重拾人与人间的温暖和支持。

火灾发生后，我们需要谈论责任、调查与赔偿，但不要忽略，人的悲伤与灵魂，也是灾难中最需要被看见的部分。灵性关怀，正是一种让我们回到人的层面，理解「失去」与「陪伴」意义的伦理实践。

医学教育的反思

在今年医科三年班的生命伦理学课程，我们首次探讨「灵性关怀」这个概念。学生透过实际案例，讨论临终病人的灵性需求与照护反思。然而，对于许多仍处于「临床前阶段」（Pre-clinical）的医学生来说，这些抽象讨论或许仍显得遥远。他们尚未进入病房，可能也未体会过人在苦难与失落中对被陪伴的渴望，因此难以立即明白这一题目对学医的重要性。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讲座讲者曾说过的一句话：「You can never cure everyone, but you can always care for everyone.」这深刻点出了医学的伦理本质：医者的责任，从来不只是「治癒疾病」，更是「照顾人」。

火灾惨剧发生提醒我们：医科生不仅需要学会如何诊断与治疗，更要学会如何在别人生命最脆弱时刻，提供有尊严、温度的陪伴。灵性关怀教育正是培养这份同理心与伦理敏感度的重要一课。

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愿逝者安息，生者得慰，愿我们不忘这场火灾留下的悲伤与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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