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急进vs伦理管治 内地「人类基因编辑」再出事 区结成医生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26.08.2026)

区结成医生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顾问

相隔8年，中国再有急进的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引起广泛争议。2018年，贺建奎在香港的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高调宣布，名为「露露」与「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已经诞生。国际学术界哗然，中国官方亦严厉批评，经调查后，贺建奎因非法行医等罪被判刑3年。此后，中国陆续完善有关高风险生物医学研究的法规和伦理审查制度，但今次再出现问题。

今年7月23日，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和学术诚信监督平台「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合作调查披露，一位6岁女童去年在上海交通大学体系的新华医院，接受基因编辑实验治疗后死亡。研究基因疗法的神经科学家仇子龙，正是当年联署谴责贺建奎的百多名中国科学家之一。
调查发布后的第3日，交通大学医学院发声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强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上海市相关部门亦介入跟进。

这宗不幸事件的情节和可议之处，在凤凰网（7月25日）和BBC中文（7月27日）有完整的述评。女童患的罕见遗传病由CHD3基因的一个单碱基突变引起，应为C的碱基变成了T，这并不致命但导致神经发育迟缓。治疗方式是以腺病毒作为碱基编辑器的载体，通过向脊髓腔内注入病毒颗粒，由病毒把编辑器送达脑内神经元，并修复致病的单个碱基，希望恢复CHD3蛋白功能。

女童出现严重反应，被转入ICU，注射后约一星期死亡，医院把这死亡案件判定为与治疗相关。据调查所指，事发后被揭露的问题很多，最瞩目是原则上科研不应向受试者收费，但为参加这项实验性治疗，女童父母先后向研究计划提供约86万美元（下同）资金，这来自他们的积蓄和向亲友借款。相关研究经费几乎全由这家庭承担：设计编辑器、制备病毒、进行猕猴实验的公司，都从中拿到经费。负责具体实验的研究员杨侃是仇子龙学生，也负责商谈费用，其中约13万分多次存入杨侃个人账户，女童去世后，这笔钱被退回。

伦理审查把关现缺口

直接关乎科研伦理管治的问题有三个。第一，这是全球首例脑部碱基编辑治疗，需要向脊髓腔内注入大量病毒颗粒（有报道说以亿计），明显属高风险的人体试验，却并未循国家层级审批的途径，而是走灰色地带，以「医疗技术临床研究」的名义，在地方层级推进。这种分类勉强可以辩称未算违规，但明显是规避必须的严格审查。

第二是伦理审查不完整。官方文件显示，这个项目在动物的毒理报告完成前，已经取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事后才出炉的毒理报告指出，4只参与实验的猕猴均出现了中度至重度的肝损伤，甚至有肾损伤迹象。为什么关键资料未齐，审查可以先行？

第三，女童死亡后一年多，《科学》的调查刊出后，这个临床试验登记页面的状态仍然显示为「正在招募」，说明整个体系在试验发生致命事故后，并没有进行必须的跟进。

另外，在经报道公开的资料，尚未明确的是知情同意书内容，是否已真实完整地反映实验性治疗（并非一般的临床试验）的风险。

尽管管治的关键清晰可见，现实中的伦理管治可能面对深层的限制。为何在上海交大医学院这样的高水平机构中，可以发生这种悲剧？制度上，追求突破领先全球，有巨大的学术迫切感，遇上学术权威主持研究，与一流医疗机构的光环重叠，伦理委员会容易产生评估偏差，病者家属也倾向于相信风险可控。

创新推进风波与挑战

2023年，贺建奎出狱后曾接受英国《卫报》访问，强调经胚胎基因编辑计划诞生的女婴过着正常生活。他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过去所做的事，是我做得太快了。」他依然认为自己的实验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每个先驱或先知都必须受苦。」

8年前的贺建奎事件与今天的仇子龙事件，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属生殖系（germline）基因编辑，直接冲击国际红线；后者属体细胞（somatic）碱基编辑，在权威医学院体系内悄然试验。相似的是，同样以突破性技术为病患寻求希望作为正当化基础，在高风险基因技术中，承担风险的却是最脆弱的个体。

在科技伦理的审慎管治与崭新技术的热情推进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高风险试验研究需要高度透明，建立多层级严谨伦理审查机制与持续监督，是真实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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