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異對（生命）倫理學有多重要？
四月時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了一場亞太區生命倫理教育研討會議，我們生命倫理學中心的副總監、中大哲學系教授李翰林在會議演講一個有意思的題目，聽者有共鳴。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似乎會對各種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問題便是一例。如果兩個文化在一個問題上互相分歧，兩個意見可以都是對的嗎？如果認為可以，那麼回答這問題的人就是來自「道德相對主義」（moral relativism）。本文的第二作者區結成在新近出版的書《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恰巧也觸及這問題，就請李教授簡述一下，以下是演講要旨。
道德相對主義理論認為，道德上的對錯只能參照特定社會群體的信念系統來評價，因此，當社會群體涵蓋一個文化時，道德的對錯便取決於該文化內部的信念。這意味着，意見相左的兩個文化可以都是對的。例如，對於當代東亞人來說，孝順是相當重要的價值，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孝順便沒那麼重要，而這兩個不同的觀點都可以是對的。
然而，道德相對主義是錯誤的。假如道德相對主義是正確的，我們便會完全喪失評判其他文化中人們的言行的資格。不過這將是很荒謬的，因為這將意味我們因此無法批評其他文化中的罪惡。
批評罪惡
數說文化中的罪惡，除了美國南北戰爭之前的奴隸制之外，最極端確鑿的例子應是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猶太人施加的暴行。在那一時期，幾乎所有德國人都參與或者至少默許了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行動。我們當然應該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這樣的惡行。
於是有人會問，如果道德相對主義是錯誤的，那麼我們當如何調和以下的兩個事實？其一是，不同的文化之間的確存在不少良性的、可接受的道德差異；其二是，有些文化中的行為（比如種族滅絕），即使那個社會的人自己普遍認可，其他社會的人會完全無法接受。有些文化差異並不造成嚴重牴觸，另一些差異卻像勢不兩立，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文化差異對於倫理學（和生命倫理學）有什麼意義？
為解決這一問題，有必要區分「道德」這個名詞的兩種不同含義，即：實證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所謂「實證道德」，是指某個特定的社會群體事實上所接受和共享的道德。因此，推崇孝道屬於東亞人的實證道德，而允許屠殺或者任意處置（他們所認為的）「劣等民族」則是納粹德國的實證道德的一部分。
「道德」這個詞的另外一個意思是「批判道德」。它指的是用來批判真實存在的社會建制（包括實證道德）的普遍的道德原則、理由和論證。研究生命倫理學的學者通常都是在「批判道德」這個層面來思辨立論。這些學者認為，倫理學具有客觀性，因此他們會努力尋找客觀上正確的道德觀點，不管那有多大的困難。
至於在實證的倫理學（以及實證的生命倫理學）範圍，研究者關心的只是調查群體中人事實上擁有的道德信念和態度，而調查者對之不予批判。如果在一個社群中，绝大多數人都反對同性成年人之間相互同意的性行為，那麼根據（那個社群的）實證道德，同性戀就是錯的。同樣地，根據納粹德國的實證道德，殺害猶太人是被許可的。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純粹的實證道德，或者實證道德本身，並沒有任何辯解(justificatory)的效力。
辯解效力
當倫理學家在論證某種做法（在批判的意義上）不可以被允許的時候，他們會提供理由來說明為什麼這樣的做法是錯的。同樣地，當我們說種族清洗是極端的罪惡的時候，我們會提出道德理由、原則和論證來證明事實確實如此，縱使那個共同體（比如納粹德國的共同體）中的大多數人都堅持自己的行為是可以接受。這表明，如果停留在實證道德層面，無論怎樣盡力仔細地調查研究，所得的實證結果也是無從轉化成任何（批判）理由，來讓我們決定接受或者拒絕那些行為。
根據批判的倫理學的觀念，為一個特定的立場作辯解而提出的道德理由，理應可以在客觀上判定為成立或者不成立。當然，道德理由之為客觀的方式，是不同於科學之為客觀的方式，正如數學的客觀性也不同於科學的客觀性或者道德的客觀性（參見T. M. Scanlon, Being Realistic about Reas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apter 2）。簡言之，某個道德觀點是否合理，必須通過其前提和結論的合理性，以及它所引致的後果來判定。
本文第二作者在《生命倫理的四季大廈》書中有一節談及中國文化，可以與上述論點互相對照（第99-100節）。在那一節我說，中國文化的確有珍貴可取的思想，例如在《論語．雍也》篇，孔子對弟子談仁政，說博施濟眾還不能算是「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立志之外，推己及人，助他人通達正道，才是「仁」。這可以成為具普世性的倫理價值。中國傳統文化面對現代和世界，如何保持活潑的開放性是很大的挑戰。「去蕪存菁」已是濫調，更不宜借傳統之名，很方便地告訴世界說，我們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僵固的傳統思想不一定是良好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