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偉岸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二律背反」（Antinomy）是康德 (Immanuel Kant) 提出的道德難題，指試圖以理性去論證同一個問題，卻得到同等有力但相互矛盾的兩個結論。本文重點討論一個問題：在惡劣條件下，倘若一個人無法讓下一代有起碼的機會去追尋幸福，做出生育決定是否道德？
這不只是憑空想像的哲學題。張愛玲在其散文《造人》說過：「造人是危險的工作……若是他還沒下地之前一切的環境就是於他不利的，那他是絕少成功的機會——注定了。」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思想實驗：設想一個人生活在一個基本人權缺乏保障的國家。在這國家裏面，上流社會過着紙醉金迷、揮霍無度的奢靡生活，而普通人則每日朝不保夕。由於經濟長期不景氣，這個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普通人就算找到工作，也遠遠無法稱得上是體面，只能屈就於高強度、低收入的職業。
為了管理社會秩序，統治者採用種種數碼工具壓制表達自由，人們的不滿難以宣洩，戾氣要麼發洩到周圍的人身上，要麼演變成對外族的仇恨。在這個扭曲的世界，底層互害的新聞每日上演，大規模對外戰爭隨時一觸即發。這個人明明看不到未來有任何希望，但還是決定生育後代，試問他的決定是否道德？
幸福基本條件
針對這個問題，很多人會立即提出兩點異議：第一點，幸福的定義問題。每個人對幸福的定義都不同，父母覺得不幸的生活，子女可能覺得很幸福；所以，即便父母預判自己的後代將過得非常不幸，由於觀念不同，子女可能不這樣認為。
對此，我的回應是，即便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會有不同，但不會反對幸福的實現需要依賴一些基本條件，比如基本人權保障、有尊嚴的生命體驗、具有多樣性的選擇範圍。如果這些基本條件都不存在，一個人做出生育決定是否道德？
第二點，幸福的概率問題。即使父母預見到自己的子女將過得非常不幸，但這僅僅只是預測而不是實際發生的事實；凡事沒有絕對，儘管不幸是很大概率發生的事情，但最後亦可能不會發生。
對此，我的回應是：很多時候，人不僅要對實際發生的傷害負責，也要對發生傷害的風險負責。比如，一個人明知賭博是一件高風險的事情，他還是傾家蕩產去賭，這時他不能拿風險的不確定性來為自己的豪賭辯護。
因此，無論從幸福的定義還是幸福的概率角度，人們都無法廻避我們做生育決定的時候，應該對後代的幸福或不幸承擔一定責任。如果連自己都在埋怨父母把我們生在這麼一個不幸的時代、不幸的社會，我們還繼續選擇繁衍後代，這個問題就顯得更加尖銳。
如果進一步用道德理論分析這個問題，就會陷入康德所謂的「二律背反」，正反立場也可以得到同等有力卻相互矛盾的兩個結論。從正題出發，即選擇生育的角度，當一個人明知自己的後代未來不可能獲得幸福，還堅持選擇生育，他很可能並不真正為後代着想，而是把後代當成傳宗接代的符號或者工具；如此，違背了義務論裏面的絕對命令：「永遠不要只把人性當做工具，而要同時當做一個目的。」
相反，從選擇不生育的角度，如果所有在生活中看不到希望的人都選擇不生育，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會變成一個優勝劣汰的叢林社會，即只有具備所謂「生存優勢」的上流群體有資格繁衍後代，而普通人的生育自由逐漸被惡劣的生存環境剝奪。如此，也違背了義務論裏面的絕對命令：「只依據那些你可以同時願意它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行動。」
保障生活品質
無論從正題抑或反題出發，論證人在充滿絕望的社會氛圍下的生育自由問題，都將違反義務論的絕對命令，而所有絕對命令都是等價的，所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二律背反命題。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育自由並不能僅僅通過保護個人選擇就能實現，更重要是：社會需要給每個個體提供實現幸福的手段，保障有尊嚴的生活品質，縮減貧富差距。否則，在絕望的社會環境下，即便個人能夠選擇生育或不生育，都將面臨道德拷問，這就不是真正的生育自由。
真正的生育自由可能是：讓良心得到解放。個體憑着真誠和良心，無論選擇生育或不生育，都可以免受嚴苛的道德責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