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位奠基人Albert R. Jonsen (1931-2020)於本年10月21日在三藩市的家中去世，享年89歲。我在今年中接手醫學院的生命倫理學課程統籌工作，檢討內容時，剛把他有份首創的「四盒子方法」(4-cell method，或4-quadrant method，一譯為「四象域方法」)添加了進去，讓同學知道在日常醫學實踐中，倫理原則如何可以和個案情景、病者的價值觀、醫學判斷並行使用，以助特別複雜的倫理道德抉擇。聽聞他與世長辭時，我卻先想起家中書架上一本他的著作The Birth of Bioethics (Oxford: 1998) 。
這本書是我在千禧年前後窺探生命倫理學世界的其中一道門口。我對生命倫理學的興趣是在九十年代中開始的，其時幾位中文大學、城市大學、香港大學的人文和法律學者共同籌備創立香港生命倫理學會，我和兒科及遺傳學醫生林德深加入為創會委員。加入之後我才逐漸知道生命倫理學的課題從何而來，為何值得關注，它為何需要跨學科的對話，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它與醫學倫理的交集與張力所在。
Al Jonsen (他的同儕暱稱他做”Al”) 被視為第一個把生命倫理學帶到臨床的先驅。1982年初版的Clinical Eth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thical Decisions in Clinical Medicine (與醫生Mark Siegler和律師William Winslade合撰) 成為經典。他在去世之前還與兩位作者在準備第9版。
The Birth of Bioethics寫生命倫理學於六、七十年代在美國誕生的故事，要言不煩，書中人物躍然紙上。這本書我應是在2001年左右從Amazon訂購的。當年正值我在九龍醫院主管的康復科服務在快速擴展，工作太忙就沒有馬上細讀，多年來也是斷斷續續看，現在作者都走進歷史了，我才讀最後的一章。這一章的最後數節，他回顧也反思生命倫理學在美國發展中，載有的美國哲學和文化性格，非常有洞悉力，而且謙和敦厚，沒有一絲美國主義的味道，以下節譯一二。
他說，我們可以注意到，所謂「美國精神」常是預設了和期望著進步，樂觀相信未來總會比現在更好，他用 “Meliorism”(「社會改良論」，一譯「淑世主義」)一詞作為概括。社會能不斷進步的觀念，在美國歷史上隨處可見到證據。這並不是形而上的或天賜的發展，美好的未來並非注定要寫入人類的歷史，它必須經由個人的辛勤努力工作匯集而成。 這道信念也是美國倫理學的一個標誌：它首先是個人主義的。 從最根本起點，每個人算作一個個體，不多不少，個人是一個自由的主體，也負載社會期望，活於世上要成為對自己負責的社會一員。 這個體的精神也與基督教加爾文主義的個人救恩教義、福音派對個人承諾追隨耶穌的感召、啟蒙運動個人天賦權利觀念，以及資本主義崇拜的自由企業有關。但Jonsen也隨即指出，這種重視個人主義的思想不是把人視為一粒孤立的原子。 每個人是平等的，關於自己如何生活的自由選擇必須得到尊重，但個人與他人也是合作的，共同實現淑世主義所設想的美好的未來。
Jonsen並沒有天真地以為美國社會的現實就是那樣美好。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生命倫理學者是常常對現實抱持清醒的批判的思考。二戰後，科學和醫學騰飛看來預示了美好的醫療未來。醫療技術無疑是真正有益的發展，賦予了醫生前所未有的神奇力量，但同時它也帶來了複雜的倫理問題，以傳統的道德框框剪不斷理還亂。稀缺的新醫療技術也引起與分配上的公義難題，而醫患關係中的倫理規範也需重新定義。隨著醫學被科技主導，來自神學和哲學訓練的生命倫理學者開始質疑由科技與專家主導對醫學走向。
Jonsen在1967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宗教研究博士學位。他原是受命的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但 在1976 年離開聖職。他曾任加州三藩市大學校長（1969-1972 年），期間在大學醫學院兼任「巡迴生命倫理學家」(“roving bioethicist”) 。1974年，在美國一些醫學研究倫理醜聞被揭露之後，總統委任了一個國家委員會，檢討和制定指引以保護涉及人類的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的對象。《貝爾蒙特報告》（the Belmont Report）在1979年發表，樹立了美國和日後世界通用的研究倫理規範，Jonsen是委員會的主力也是《貝爾蒙特報告》的撰寫人之一。
他在1987年加入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擔任醫學史與倫理學系，把它從一個專注於醫學史的學系轉變為一個包含生命倫理學培訓、研究和臨床倫理服務的中心。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剛於今年10月委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倫理學者Prof. Nancy Jecker為顧問，Jecker是嚴謹的哲學學者，1988年被Jonsen羅致加入正在重新出發的華盛頓大學醫學史與倫理學系，成為多年的同僚和好友。她寫了一篇細膩可感的文章A Tribute to Albert R. Jonsen, PhD (1931-2020)，誌記這親愛的尊敬的先驅。我特別喜歡其中提到，Jonsen生前常愛半開玩笑地把道德理論和實踐(例如醫學科技應用)之間的關係比作熱氣球和自行車之間的關係。Jonsen解釋說，原本哲學就像一個熱氣球，給世界一個寧靜，宏偉的視野，但大多數人並不生活在氣球上，所以他要像騎自行車一樣，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岩石間的小路上。在Jecker看來，Jonsen和整整一代哲學家一起，通過引入可行的範式和方法，讓以後的一代倫理學者不會離地，靠近社會具體分析生命醫學中實際的倫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