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子的荒誕事 (信報「醫三百」專欄 21.04.2018)

精子的荒誕事

最近在讀關於人工受孕的資料，接連讀到幾宗與捐贈精子有關的荒誕新聞。向來以為人工受孕的倫理爭議是在體外受孕(IVF) 和胚胎篩選(embryo selection) ，原來關於捐精也有千奇百怪的故事。

荷蘭爆出一宗醫德跌破底線的醜聞：鹿特丹有一家生育醫療中心，早於2009年被勒令關閉。當時衞生部門調查發現中心管理極為混亂，把收集到的不同男性的精液混合一起用於人工授精，以提高受孕機會，催谷中心知名度。

中心有一個擔任醫療主任逾十年的人工受孕專家Jan Karbaat去年逝世，死後被揭發自七十年代起在進行人工受孕時，經常私自用自己的精子取代捐贈者精子！不孕的夫婦來求醫，結果生了醫生的「子女」！如今Karbaat的「子女」遍全國，估計可能多達60個。

在中國，法新社上周報道，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醫學中心4月4日在微信更新精子庫招募捐獻者簡章，列明捐精條件：捐精者須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質，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忠誠黨的事業，以及沒有政治問題。

本報丁望先生有文章分析，這是「政治血統論」在人人表忠時代的極端現象。捐精的政治審查令人嘩然，兩天後北大三院刪除了這一條內容，代之以要求捐精者「有愛心、有公益心」。

在內地，捐精是有償的，俗稱為「營養費」。簡章寫明，捐精者完成全部捐精流程後，可獲得總計最高5500元的捐獻補貼。流程包括接受精液檢查、進行兩次精液篩驗，和捐獻10次左右。所謂有公益心，其實是明碼實價的交易。

既然是明碼實價的生意，院方當然要令客人放心。捐精的政治審查條文可以視為在商言商的舉措：可能真的有客人對「政治不潔」的精子敏感，院方才會苦心作捐精政治審查。

荷蘭與北京都有捐精的荒謬故事，兩者之間也有重要差異。大學時代讀過一本令我開竅的書，講個人主義社會與集體主義社會的分別。Jan Karbaat的荒唐行徑是個人的；北大三院的荒誕簡章卻反映了社會的「集體潛意識」。個人主義的好人好事與集體主義的好人好事並不相同，個人主義的壞事與集體主義的壞事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