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宗教與文化 — 生命倫理學要擁抱道德相對主義？ 鍾一諾博士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22.07.2024)

鍾一諾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聯席總監

6月初，我與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的同事一起前往卡塔爾，參加第17屆世界生命倫理學大會(World Congress of Bioethics)，與來自全球各地的生命倫理學者交流；筆者亦有幸參與是次大會的籌備工作。

主辦單位國際生命倫理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oethics)以「宗教、文化與全球生命倫理學」定為大會主題，並宣佈新一屆的會長由擁有神學背景的生命倫理學家Caesar Atuire擔任。這或者可以理解為，源自道德哲學傳統、強調理性的生命倫理學，比以往更願意納入宗教與文化角度及觀點，兼容並包。

忽視宗教與文化

作為一門學科，生命倫理學是以啟蒙和後啟蒙哲學的各個基本道德理論作為基礎和主導。不過，遠早於啟蒙運動時代，人類歷史已出現有關道德倫理的哲學思辨、學說，以至宗教教義（如：西方的亞里斯多德、基督宗教；東方的儒家、佛家、道家、伊斯蘭教等）。啟蒙哲學注重推理、理性、科學，成功挑戰並推翻了長久以來的宗教傳統和固有的文化制度，富有啟蒙精神的生物倫理學便很順理成章地偏重理性，因而輕視歷代影響着人類的宗教與文化觀點。

然而，當代生命倫理學家日漸意識到過分依賴哲學理論的局限性。他們注意到，忽視宗教與文化可能導致「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能吸引志同道合者的認可，卻無法解決那些持有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人的基本關切，甚至把他們拒諸生命倫理學的門外。我們必須承認，不少有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均覺得他們的觀點經常未受到充分尊重，甚至受來自生命倫理學中主導的思潮所排斥。這正是對於意圖探究行為的好壞與對錯、強調尊重和公平原則的生命倫理學一個很大的警示！正如女性主義生命倫理學者經常提醒自己，當一個舊的權威和傳統被新的框架和思潮推翻時，新的框架有意無意間亦會確立自己在該領域中的傳統權威，從而延續了一個支配與排斥的循環。

在二十世紀末，眾多前人的努力讓我們更清楚了解，生命倫理學中基礎道德哲學理論的力量與限制，而學科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趨向擁抱多元，不再將主流理論視為必須履行的金科玉律。今天的生命倫理學者更傾向視那些具影響力的理論為一些重要的觀點，而宗教與文化也可以提供值得參考和討論的見解。有關生命倫理的具體決定或政策，最終需要通盤考慮這些不同觀點，並取得平衡。

不同文化和宗教擁有豐富的倫理傳統，能夠提供對人類經驗和道德決策的獨特見解，因此值得認識和尊重。可是，在重新出發的時候，我們都要確保這種擴充不會滑坡，陷入道德相對主義。

憂慮原因

道德相對主義認為道德判斷是主觀的，沒普遍或客觀的道德真理，一切視乎文化、社會或個人的立場和價值觀。道德判斷只是文化背景或個人偏好的產物，因此沒有一種道德立場可以被視為優於其他立場。

不過，沒顧忌地擁抱道德相對主義是危險的。

以下是一些道德相對主義令人憂慮的原因：

(1)缺乏普世道德標準

道德相對主義否定了普世道德標準或普世人性的存在。這可導致道德真空，無法評估或批判某些行為或做法是否在道德上有問題。沒有任何客觀標準來衡量，解決重大倫理問題（如歧視、侵犯人權或社會不公）便變得非常困難。

(2)不一致和矛盾性

道德相對主義常引致不一致和矛盾。如果所有道德立場都同等有效，那麼很難解決不同文化的道德立場之間的衝突。例如，如果一種文化以其信仰為由對某個群體進行歧視，而另一種文化則堅持平等和人權，道德相對主義便無法判斷哪種立場在倫理上更正確，最終導致大家自說自話，互不相干。

(3)阻礙道德進步

道德相對主義會阻礙道德進步和社會變革。既然所有道德信仰被視為同等有效，很難挑戰和改變在現實中根深柢固的壓迫和不公義。沒客觀標準評估任何行為，就很難呼籲進行積極變革，或追究個人或社區的道德錯誤，最終造成社會停滯不前。

小結

將宗教和文化定為世界生命倫理學大會的主題，標誌着生物倫理學的重要里程碑。我們朝著對宗教和文化更包容的方向前進，尊重多元觀點。然而，大家必須謹慎，避免陷入道德相對主義的泥淖；堅守普世道德價值和普世人性的存在，能使我們對文化實踐保持批判精神，保護人權並促進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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