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自身 守護「未來的我」垃圾食物背負倫理義務？ 劉善雅博士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1.07.2026)

劉善雅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聯席總監

日前，聽同事分享探討一個問題：「當我們甚至從未與『未來的自己』相遇，該如何守護那個尚未存在於當下的自我？」她的研究聚焦於可能對大腦造成傷害的潛在科學因素，特別是那些潛移默化的生活方式，包括年輕人常見的隱性成癮行為，如高糖飲食、頻繁攝取超加工食品、酒精，甚至過度沉迷於社交媒體等。這些看似無害的日常習慣，實際上可能對發育中或已成熟的大腦帶來潛在傷害。

同事由此引申出一個生命倫理的提問︰當某種行為被懷疑可能對大腦（無論是發育中或成熟）造成傷害，在科學證據尚未充分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應該將其視為「完全無害」？證據不足，是否意味着風險可以被忽略？抑或應基於「預防原則」，盡力避免對未來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害？

過分追求短期滿足

「守護未來的自己」的概念，體現了一種長期導向的切身理性判斷（Prudential reasoning），鼓勵人們在當下做出更有利於未來自我的選擇。這讓我想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這句話：個體之身並非純然屬於當下的自己，而是承載更深的倫理意味。我們今日的選擇，都在悄然影響甚或塑造與我們相連的「未來自我」；這個未來的主體既無法發聲，也無法參與當下的決策。那麼「現在的我」是否有責任替「未來的我」作出更謹慎的選擇？若我們為追求短期滿足而將代價轉嫁給未來的自己，這是否構成某種意義上的自我傷害，甚至是一種道德上的虧欠？在中國傳統思想中，避免對自身造成傷害，不僅關乎個人健康，更與「孝」的觀念緊密相連；善待自身，即是對生命來源的一種尊重與回應。

儒家視人為關係中的存在，重視延續「生命脈絡」，這概念與西方社會截然不同；西方強調個人感受與選擇，但這與生命倫理學的尊重自主不盡相同，反而常變成一種「活在當下、即時滿足」的自我實現及生活態度。不過，對於「現在的我」不應任意傷害「未來的我」的概念，中國與西方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當問題涉及仍在發育的大腦時，相關的倫理關係便隨之轉變。對於尚未具備完整判斷能力的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是否應承擔更重要的保護責任？我們又是否可以單就年滿18歲作為具備充分判斷能力的界線？如果年輕人的選擇受到朋輩、環境、商業誘導等影響，那麼責任便不止於個人或家庭。當企業在設計高誘導性食品與產品時，是否也需承擔「不傷害」（Non-maleficence）的倫理義務？

曾聽一位朋友分享，她的小孩在6歲之前，從未接觸過漢堡與薯條，然而，也不難見到以糖果零食獎勵小朋友的普遍做法。事實上，食物對情緒影響有一定的科學基礎︰碳水化合物有助於穩定情緒、減輕焦慮，而甜食所引發的短暫血糖上升，亦會帶來即時的愉悅感。如果過於嚴格地限制，也有可能剝奪小孩在正常發展及均衡飲食之外，從食物中獲得正向回饋的機會，以及減少其接觸多元刺激（包括好與壞）的可能。此亦可理解為：這些多元刺激未必對大腦造成純粹負面影響，反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其適應與發展。

釐清科技與教學定位

有人會質疑：以數十年的高度自律換取延長的壽命，是否真的能帶來更多快樂？人類存在的意義，未必僅在於追求最完美的體魄，或最理想的健康狀態。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對自己負責，同時不讓身邊的人為自己過分擔憂或承擔照顧的壓力。

澳洲墨爾本大學教育神經科學家Dr. Jared Cooney Horvath對教育科技提出反思，尤其關注課堂日益數位化的趨勢。他指出，過度且未經審慎設計的數位化教學，往往與較差的學習成效相關。當學生的學習方式因此改變，推動數位教學的教師與制度亦難辭其咎。

問題的關鍵，究竟在於普及學習數位化的本身，抑或是教師在追隨科技潮流的同時，未能清晰掌握學習目標，致使工具喧賓奪主？現時的教育工作者，有責任重新釐清科技與教學的角色定位，審慎取捨其應用方式。唯有如此，方能為未來的人類福祉與世界發展作出負責任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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