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黑臉」扮菲律賓家庭傭工：種族定型與平等機會 (信報「生命倫理線」專欄 02.05.2022)
最近無線電視TVB《金宵大廈2》因為演員黃婉華在第4個單元《姐姐》劇中飾演菲律賓外傭時把自己的面「塗黑」（Brownface），引來關注與爭議。討論源自於法新社港澳台分社主任泰勒4月13日的一則推特，推文中質疑為何在這個世代香港傳媒還會有「塗黑臉」來飾演其他人種的安排。TVB隨後在4月14日發表道歉聲明，強調絕無意在任何節目中表達不尊重或歧視任何國籍，並向可能受此事影響之人士表達歉意。該劇隨即下架，經刪剪再播放。4月20日，黃婉華亦向受此事影響人士表示歉意。這事件並不入於生命倫理學的傳統範圍，但生命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對社會平等的關注和判斷是非的方法，或者亦可提供有用的視點。
事件在國際輿論發酵外，也引來在港菲律賓人士的強烈不滿。批評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將臉及身體塗上棕色這種Brownface行為是有用來譏嘲有色人種的歷史背景，所以本身已經涉及種族歧視；（二）這個角色進一步延續港人對於外傭的刻板印象；而（三）電視劇可以聘請合法的菲律賓人來演這個角色。
第一類批評針對的是「塗黑臉」這個帶有種族主義的行為。「塗黑臉」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早期的美國。當時美國還是奉行奴隸制度，黑臉扮裝表演（Minstrel shows）以白人化妝飾演黑人，並以歌舞滑稽演出來取笑黑人為主題，為觀眾帶來娛樂。這些黑臉扮裝表演在當時大行其道，更在十九世紀中期加州掘金熱時期延伸至塗上較淺的棕色以嘲諷華人，並與1882年的「美國排華法案」產生保存美國民族純正度的相互效應。1927年歷史上的第一齣有聲電影The Jazz Singer亦以一位黑臉扮裝歌手來作為故事的骨幹，可見其普遍性及受歡迎程度。但筆者必須指出，皆因香港並不像美國有那麼根深蒂固的「塗黑臉」歷史背景，這個批評較難直接應用於香港的處境當中。筆者認為第二及第三類的批評更能觸碰到問題的徵結。
刻板誇張
第二類批評針對的是種族定型。在「塗黑臉」的表演，演員除了把自己的膚色塗深外，常會把與那些種族有關的一些行為舉止及說話口音刻板地誇張化。在美國，經過六十年代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社會普遍對「塗黑臉」扮黑人的容忍度大減，但反而助長了「塗黑臉」扮其他有色人種(尤其是拉丁裔及亞裔）的風氣。1961年Mickey Rooney在《珠光寶氣》( Breakfast at Tiffany’s）中扮演大聲（喜歡從樓上大喊到樓下）、野蠻（甚至會用武士劍來嚇人）、市儈（每次開口都是追討租金）的日本包租公就是那個年代的種族定型經典例子。在今次的事件當中，不少在港菲律賓人認為，黃婉華飾演的菲律賓外傭角色也像舊荷里活電影中的少數族裔那樣，被描繪得非常刻板，固化了深膚色與愚昧落後之間的聯想。 出身於菲律賓與華人結合的家庭，同為演員的文翠湄指這角色被編寫得既「愚笨」又「順從」，而香港國際移民聯盟主席埃尼（Eni Lestari）也認為該角色不但刻板甚至古怪，例如會有使用菲律賓巫術、結局最終變回「中國人」等的奇異設定。
種族定型除了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外，它亦與被定型群組的健康（尤其是精神健康）有關係。社會學家David R. Williams與心理學家 Ruth Williams-Morris早於2000年便綜述了在學術文獻中對種族主義和健康之間的關係的研究結果，發現種族定型確實能透過負面的自我評價損害有色人種的精神健康。
制度問題
而第三類批評針對的是聘請演員時的不平等機會。文翠湄認為：「香港的菲律賓人社區很大， 我們是香港最大的少數族裔之一， 電視劇本可以聘請合法的菲律賓人…」這個論點所主張的是在情況許可下，應該找一些更能準確地飾演該種族的演員來擔當角色。
事實上，在近二十年左右，荷里活電影及電視劇中以白人演員來化妝飾演有色人種的風氣已漸式微。例如，史提芬史匹堡上年重拍著名歌舞片West Side Story時都找來拉丁裔的演員來出演拉丁裔的角色，而Natalie Wood在1961年的原版（《夢斷城西》）則塗深膚色來出演那個角色。但對於聘用少數族裔飾演其種族的角色，有些聲音仍然是不以為然的；例如，TVB總經理曾志偉早前曾這樣說：「咁如果拍戲講外星人，我哋搵人扮外星人又係歧視咩？完全係根據劇情需要。」我們當然不可能找到外星人來演外星人，但香港的確有很多菲律賓人——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的估計，菲律賓人佔全港人口約2.5%。
居港的菲律賓人不少，但文翠湄對於菲律賓人角色應由菲律賓人扮演的主張是否很容易成立呢？這涉及一個較深層次的現實，就是大部份在港的菲律賓人都是限於做外傭工作才被准許居留。換言之，要在香港實踐像美國那樣聘請同種族的少數族裔演員（還要是合適的演員），其實是困難重重的。歸根究底，香港並不容許外傭歸化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所以，今次事件所揭示的不僅僅是個別演員或創作團隊的問題，更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制度問題。要解決少數族裔在港得不到平等機會的問題，除了提升對這些種族議題的意識和敏感度之外，我們還得反思制度上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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