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支持香港进行一次大型的新冠状病毒病社区检测，在争议之下终于完成。病毒核酸测试可以用于社区检测，在全球疫潮很早已经有例子。在香港第二波疫情，袁国勇教授在3月中就曾提出建议，在社区抽样测试以了解病毒的流行程况，作为抗疫的辅助参考。在7月疫情第三波，卫生署有向爆发个案的社区派发样本瓶，这也是社区病毒检测。因为检测目标明确，没有什么争议。
8月1日，国家卫建委宣布，应香港特区请求派员赴港协助抗疫，包括扩大社区病毒检测的能力。这触发了含有浓浓的政治味道的争议，特别因为港区国安法刚实施，民情不稳，有些情绪牵连了对社区病毒检测的观感。
反对声音最初针对来港执行测试任务的内地人员的资历，之后又谣传说检测收集的样本有可能变成收集「全民DNA」以供国家安全用途。政府一再强调所有样本不会送往内地，但是因为去年至今政府的公信度一直薄弱，大力保证也难以有效辟谣。8月初，我接受《明报》一次访问，有机会稍加解说：化验既是针对病毒，得出的是与病毒相关的数据，并非人体DNA数据，况且化验病毒的设施与人体基因组排序的实验室根本是不同的设置。
「港版健康码」乱视听
本来，把社区病毒检测扣上被公安使用的忧虑无大说服力，不会炒热多久，但恰巧有身为行政会议成员的政党人士公开建议政府推出「港版健康码」，就无意中踩进了公共卫生伦理的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这构思建议，规定任何市民也要经过病毒测试阴性，佩戴着健康码才可以出入主要公共地方，在商场、食肆使用。这马上搅乱了社区病毒检测的本意。内地协助香港进行检测的目的本来已经不太明晰，至此更是模糊不清，甚至令一些「监视市民」的疑云再起。
在公共卫生伦理，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限制市民个人自由，一方面可能是有其需要，另一方面却必需抗拒过度使用权力。政府有意识有纪律地尊重个人自由(包括生活上出入往来)是十分重要的。政党人士构思的港版健康码，为商场、食肆救亡，以为借着健康码，起码部分市民能放心走出来消费，这就忽视了严肃的问题：如此应用病毒检测，无异于先行剥夺市民自由进入商场等地方的权利。限制所有人出入公共地方，与商场食肆救亡的目标是完全不相称的，违反了公共卫生伦理的「相称原则」( Proportionality)。
政府明智地否决了「港版健康码」建议，着意说明这个建议与政府早前正与内地商讨的出入境健康码是两回事。这却转移了焦点，失去一次正面说明大型社区病毒检测的作用的机会。
为何要普及检测
如前提到，请内地协助香港进行社区病毒检测，目的本来就不是十分明晰的。这件事应是在7月时筹备，当时疫情甚急，快速提升香港的病毒检测能力是用得着的。在社区爆发而且源头不明的情况下，社区检测会有助发现个案，缓减疫潮对医院的巨大压力。不过这次内地协助的大检测来到9月启动时，第三波疫情已近尾声，普及检测的作用大大减少。
一次性的普及检测不是完全无用，只是并没有增加香港需要有的长期病毒检测能力。如果有足够的检测能力，我觉得应优先为全港数以十万计的护老院舍长者和家佣人口做检测。这不是歧视院舍长者和家佣，而是我一向担心这两个群体的社区爆发风险：长者染疫对住院服务的需求很大，死亡率很高；家佣染疫则有可能因其社交聚集模式快速地跨区传播。
政府并没有选择以特定风险群体作为今次社区病毒检测的对象，而是以普及和自愿的方式进行检测，相信自有考虑。无论如何，在疫情已大幅回落时进行普及检测，是较难说清楚有什么用处。这样一次性的普及检测其实是在普查病毒流行的情况，近似袁国勇教授3月时提出的流行病学调查。这可能有助国家掌握香港特区目前的疫情，间接也关乎全国重启经济的部署。香港疫情延续多月仍未见终点，国家也是利益相关的持分者，这一点是可以平情讨论的。
需要「假阳性」信息
宏观地看，普及社区病毒检测可以视为正面的事，毋须因为是内地协助就生抵触，但有两点考虑令我最后没有参与。一是因为它的方式并非派樽让人自行留样本，而是必须亲身去到多人聚集的指定地点做拭子，这超过了我自己持守的社交距离界线。二是不大清楚普及检测对「假阳性」结果(false positive)如何处理。这次普及检测使用了灵敏度(sensitivity) 很高的检测套装，假阳性的比例可能较高。追求灵敏度未必不合适，但须要有合理的配套跟进，也要清楚说明，一旦初步验到阳性，要等候卫生署覆验，期间如何处置隔离问题？是否家居等候，抑或实时强制入院？过程会否造成风险？检测计划去到尾声，检测公司向媒体表示，首80万个测试结果只有1个假阳性，这比例低得有些奇怪，或者内部程序根本已有常规覆验程序，自行排除了初步的假阳性结果。这其实也可以透明释疑的。
普及社区病毒检测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公共卫生伦理案例，可以成为教材。它的丰富性是多方面的，有医学技术角度、伦理原则考虑，还可以讨论公共卫生策略和社会参与。争议含有政治色彩，但事后应可平心静气回顾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