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伦理学蹊径 卡拉汉拒受哈佛驯服
2015 年 10 月 15 日，哈佛医学院 Center for Bioethics 请来有「生命伦理学之父」尊称的 Daniel Callahan (丹尼尔 · 卡拉汉， 1930 – ) ，在公开论坛谈他的回忆录In Search of the Good: A Life in Bioethics。 这也是回顾半个世纪生命伦理的探索。 演讲连答问超过1小时，85岁的Callahan思路敏捷，风彩依然 。 网上可以看现场录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eB4mIQQZYE )
开场白，主持人笑问他：「你在书中谈到早年在哈佛修博士学位，是糟糕的经歴，可否一谈？ 」Callahan在 60年代在哈佛哲学系取得博士学位，当中的经歴令他意决不走学院哲学之路。 他选择做靠近社会议题的事，包括人口政策研究，写文章关注避孕、堕胎等。 对社会议题的关心始于毕业前，那时期他在天主教刊物Commonweal任编辑，特别关心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课题。
关于 Callahan 在哈佛的「糟糕经歴」，我会看作一个年轻学人拒绝被主流学院建制驯服的故事。 Callahan承认在进哈佛之前，未有做好功课，完全不知道当时哈佛哲学系是什么门路。 这是哈佛哲学系独尊牛津剑桥分析哲学的年代。 传统的人生哲学问题，例如生命存在的目的、善与恶、人性等，很多都被犀利的语言分析肢解，视为「伪问题」。 Callahan却是为了这些问题来修读哲学的。 在课堂上，教授认为他的问题不值得回答，他提出质疑，事后要到教授办公室去谈话。 他的博士论文提案两次被导师拒绝。
Callahan 发现， 60年代的学术主流内，道德哲学只是逻辑理性的思辨游戏。 他自己的偶像却是苏格拉底，在市集广场与雅典公民辩论哲学。
哈佛时期的 Callahan 也醉心宗教，哲学系的课堂令他气闷，就跑去神学院旁听，结论是：「神学家那儿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却没有思考工具去处理；哲学这儿有各种思考利器，但一个有趣问题也没有。 」到他毕业后，70年代的哈佛哲学学者包括John Rawls却重新关注人间的课题了，例如公义。
1969 年， Callahan已是多个孩子的父亲，39岁才来创业，与精神科医学教授朋友Willard Gaylin 在所居的河畔小镇 Hastings-on-Hudson共同创办一所独立的民间伦理学研究中心Hastings Center。 Hastings无疑是世界上第一所研究生命伦理课题的中心，毕竟Bioethics这个名词还是在1970年才诞生的！
Callahan 在一篇文章说，创业之初， Callahan 家中卧室便是规划办公室兼文具仓库； Gaylin 的房子则放置复印机和储存文件档案。 但他们一开始便充满信心，相信必会成功。 他回想70年代的美国社会创业蔚然成风，Hastings算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他不无自得地说：「稍后Steve Jobs 和Bill Gates 也加入冒险创业潮流，我听说他们也干得不错。 」
在 60 年代末，他发表一系列从正反角度辩论堕胎的文章，超越了基督教保守派与自由主义个人权利对立的两极思维，因而崭露头角。 1972年Abortion: Law, Choice and Morality一书出版，奠定了他在生命伦理学的独特地位。
生命伦理学并非普及的学科，怎会受公众瞩目？ 这是时代使然：二次世界大战后生物学和医学的飞跃触发新兴的伦理问题和社会争议，有限资源承受不了昂贵的新医学科技，全新的避孕与堕胎道德争论撕裂社会；科学家也有困惑，像爱因斯坦量子物理理论造就可怕的核武器那种梦魇，会否在生物学重演？ 当人类基因结构被破解，优生学上的应用指日可待，既有的道德规范能适应未来吗？
中国学者研究 Daniel Callahan
书架上有一本 Daniel Callahan 与 Mark Hanson 合编的 The Goal of Medicine: The Forgotten Issues in Health Care Reform ， 1999 年出版，近日才读了。 千禧年前后我断断续续地思考「医学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类问题，一些想法反映在我去年出版的《医院笔记：时代与人》，其中谈到「医学的初衷」。
Callahan 针对的是现代医学无穷地追求突破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他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书比喻医学科技为人类「钟爱的野兽」(our beloved beast) ，警告当野兽脱缰，会破坏医疗服务体系。 基本上他主张人生寿命有时而尽，社会要正视人口老化挑战，就应该真正尊重长者，让年老变得有意义，而不是拼命以科技延续多一年半载寿命，却让老人挨着孤独空虚和身心苦痛数日子。
他领导 Hastings Center 30 多年，始终关心入世的生命伦理议题，特别是那些关乎人类未来福祉的大题目。 他尤其坚持，生命伦理学不是一种专门的自说自话的学术，亦不可以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哲学家各说一套就当完整，必需有交叉学科融合的视野，并且，最终要透过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文化造福人群和消弭危机。
中国大陆的 生命伦理学研究比香港先行而且成熟。 与Callahan同代的医学人文学者杜治政长期书写「医学的目的」等题目。 邱仁宗教授在中国开辟生命伦理学学科，桃李盈门。
新近中国 社会科学院有一个创新工程课题是 「 当代美国生命伦理学研究」，课题组的王延光研究员早年曾到 Hastings Center 访问， 2013 年重访，考察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以及社会大众的伦理意识。 她在《医学与哲学》发表一连五篇〈丹尼尔‧卡拉汉与美国生命伦理学〉，显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对Callahan的尊崇。 我相信这也是因为Callahan的伦理观是反对独尊个人自决权利(individual autonomy)而忽略社会共同福祉(common good) 。 他有哈佛品牌但在价值观上面有些接近中国的儒家伦理。
原载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2017年7月17日，C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