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达医生
中文大学医学院麻醉及深切治疗学系副教授(专业应用)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研究员(礼任)
一般人可能以为，在器官捐赠这件事上，末期器官衰竭病人一定是最大受益人，因为他们从已过世的病人身上，得到一个健全的器官，不单能免却器官衰竭带来的痛苦，还得到了一个重生机会，继续生存下去；相反，器官捐赠者的至亲，要面对家人突然离世的伤痛，还要在短时间内为离世至亲作出器官捐赠的决定。
无论最后决定捐赠与否，都肯定是个伤心的过程;这两种情况，一乐一悲，显然是个极大的情感反差。
器官捐赠受赠一方当然值得欣喜，可是捐赠的一方，就只能换来伤痛难过吗？离世者家人坚强地面对永远失去至亲的同时，还要为器官捐赠的事下决定，一点都不容易。笔者有一位朋友，她的女儿当年只有十多岁，在毫无先兆下因脑出血离世，可想而知身为母亲的打击有多大。
带来重生希望
这个家庭最后决定把女儿部分器官捐赠出去，这个举动成为了这位母亲坚强面对丧女之痛的支柱，让她感到女儿的器官在其他人身上继续存活及发挥作用，不单帮助了别人，更让她感到女儿的生命有一种无形的存在和延续，而并非完全消失，心灵上的痛苦亦稍能释怀；原来，捐赠的一方，也可以与器官受赠者一样，从器官捐赠过程中得到正面力量。
器官捐赠在医院里的死亡与重生中，担当一个重要角色。当大家明白器官捐赠者及受赠者，都能从过程中得到益处后，器官捐赠的考虑及实践，便有机会变得普及和恒常。这不单能为医院里部分承受不治之症病人的离世增添意义，亦可以为器官衰竭的病人带来重生希望；现时，香港的器官捐赠个案，局限在脑死亡病人，如果要把器官捐赠普及化，应将考虑范围扩展至心脏停顿死亡的病人，以及教育公众及早进行器官捐赠的讨论。
不合捐赠条件
每天在医院裏离世的病人为数不少，愿意接受器官捐赠的家庭亦不少，但为什么只有很少合乎捐赠条件的个案？其中一个原因，香港现时并未跟上其他地区的做法，只局限地进行脑死亡后的器官捐赠。根据统计，在医院内只有极少数病人因脑部创伤、缺血性或出血性中风，而引致严重脑创伤及最后的脑死亡；相反地，超过九成都是因病而导致器官功能衰竭，引致心脏停顿死亡，偏偏这种为数最多的死亡情况，却不合乎能够进行器官捐赠的条件。
当然，就算能让心脏停顿死亡的离世者进行器官捐赠，医疗程序亦非常困难，既要遇上特定的合适临床状况，亦需要医院各方面配合，还要在病者心脏停顿前开始与家属讨论，才能有足够时间实行，或许最终只有一小撮个案有机会捐出器官，但总比现时限于脑死亡的极少数者为多。况且在世界各地(如内地、英国、澳洲、新加坡)，都已为心脏停顿离世者安排器官捐赠，香港何不跟随，扩大范围，让更多离世病者能以器官造福他人，或为其家属带来上述提及的无形安慰？现代香港社会多了生死教育，鼓励大众敞开心扉，讨论死后的殡仪及安葬安排，对死亡的忌讳已有所减少。器官捐赠这个题，亦属于生死教育范畴，可是许多人依然存有误解，担心过早讨论捐赠器官，会影响医护人员对垂危病人抢救的积极性;结果，医护人员与家属讨论临终病者的照顾方案时，会为了减少误会，避免提及器官捐赠的考虑，这样便错失以器官捐赠成就身后美事的良机。
伦理法律规限
其实，基于医学伦理及法律上的规限，器官捐赠只可在病人因病离世后才实行;换句话说，病人的离世绝对不能为了器官捐赠而发生，这才是合法和合于伦理。若大众能认清器官捐赠的法理精神，接受医护人员及早为垂危病者展开相关讨论，能让家属得到充裕时间作出合适决定，更有助医护人员争取时间准备。
以上两项建议同样重要，必须同时进行，方能大大提升器官捐赠的机会。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及安排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身体内的器官;因此，应该把自己是否愿意在死后捐赠器官予有需要人士的想法，及早向家人表达出来，好让日后失去至亲的家属，有信心为离世者表达愿意捐赠的决定，让死亡增添一份崇高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