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咚博士
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研究员(礼任)
最近，一位基因病理学家朋友，向我倾诉一个令他深感挣扎的伦理困境。他获派负责一项产前基因检测，以判定一名胎儿是否带有 BRCA2 突变，这项检测的起因，是胎儿父亲偶然发现是 BRCA2 突变带因者，虽然未出现癌症徵兆，临床遗传科医生仍建议他们做紧急产前检测。这对夫妇知情后同意测试，并表示若胎儿确认为带因者，他们会考虑终止怀孕。
根据香港法例，24周前合法终止妊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之一：怀孕会严重影响孕妇身心健康，或胎儿出生后极可能严重残障。然而，BRCA2通常在成年后才可能发病，不属“严重残障”范围，故终止妊娠理由多依靠孕妇的“精神健康受损”。孕妇的精神压力如何认定，很大程度取决于临床沟通的引导方式。病理学家并不参与这个环节，无法知道夫妇最终决定是否基于真实的焦虑，他深感不安，却必须执行检测。
这一个案引发两大值得深思的问题：一、基因病理学家等实验室专业人员，在生殖决策中应否被视为伦理利害关係人？若检测可能导致终止怀孕，他们应承担多少道德责任？二、面对伦理困境时，机构及专业团体应如何设计制度与守则，支援实验室专业人员？
专业知识沦工具化
我们经常将生殖决策视为家庭与临床医师之间的互动，却忽略了其他重要角色，例如执行检测的基因病理学家。尽管他们不直接参与病人咨询，但他们的工作深具伦理意涵。若从康德的义务伦理学（Deontology）观点出发，将基因病理学家视为纯粹技术工具，是对其专业尊严的严重侵犯。康德认为，人不应该仅当作手段使用，而应被尊重为目的本身。在此个案中，这位病理学家被迫服从决策流程，无法表达个人伦理立场，其专业知识被制度工具化，丧失了作为一位道德行动者的自主性。
当然，也有反对观点认为，病理学家应保持专业中立，仅按指示执行检测；且生殖自主属于父母，不应受检测人员干预。然而，即使病理学家非直接决策者，他们的工作亦不可避免地承载伦理后果；所谓专业中立不意味放弃道德判断，当某项检测涉及重大道德疑虑时，专业人员理应享有“良知拒绝权”，否则，其他参与者将被剥夺道德考量空间，违背义务伦理基本精神。
也有声音主张，应以保障父母的生殖自主为优先，否则就会构成不必要的限制与干预。父母获取胎儿的基因资讯，难道不是生殖自主的权利？不予协助可能对他们构成情绪负担，妨碍作出自主决策。然而，生殖自主权不能脱离社会脉络，医学伦理的核心不只在于个人权利，也包含互依关系与共享责任。在此个案中，道德压力并非仅存在于家庭与临床咨询之间，也存在于实验室与临床体系的交界。生殖基因检测不应被视为“临床下单、实验室执行”的单向流程，而应容许互动，让所有参与者皆拥有伦理表达与参与的空间。
设立伦理审查机制
关系伦理学（Relational ethics）强调伦理决策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係与互动，而非孤立的个体选择。在这种观点下，基因病理学家的道德立场并非无关紧要，而应纳入整个伦理讨论的核心；他们不是附属角色，而是生殖决策伦理网络中的一员。
本案真正的问题：制度是否有权迫使一位专业人士违背自己的道德信念？若某项检测缺乏清晰医疗目的，或明显与执行者的伦理信念衝突，就不应强迫其无条件服从。医学伦理中的自主性，不应只属于病人，而应涵盖所有参与者。
总结而言，专业中立与病人自主的原则值得维护，但这些原则不应排除其他参与者的伦理关注。当基因检测牵涉到可能因成人期发病风险而终止怀孕的抉择时，我们必须承认其中的伦理复杂性，并赋予相关者适当的伦理参与空间。制度对基因病理学家道德挣扎的忽视，暴露出医疗伦理上的漏洞。这些道德压力并非一人之错，而是制度之责。透过制度层面的改革，例如设立伦理审查机制、明确的临床指引，以及对良知拒绝的保障，可以切实地支持每一位医疗工作者的道德完整性。我们应从制度设计与文化结构着手，纾缓道德压力，建立医疗专业的伦理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