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岸博士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二律背反”（Antinomy）是康德 (Immanuel Kant) 提出的道德难题，指试图以理性去论证同一个问题，却得到同等有力但相互矛盾的两个结论。本文重点讨论一个问题：在恶劣条件下，倘若一个人无法让下一代有起码的机会去追寻幸福，做出生育决定是否道德？
这不只是凭空想像的哲学题。张爱玲在其散文《造人》说过：“造人是危险的工作……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思想实验：设想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基本人权缺乏保障的国家。在这国家里面，上流社会过着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的奢靡生活，而普通人则每日朝不保夕。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普通人就算找到工作，也远远无法称得上是体面，只能屈就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
为了管理社会秩序，统治者採用种种数码工具压制表达自由，人们的不满难以宣洩，戾气要么发洩到周围的人身上，要么演变成对外族的仇恨。在这个扭曲的世界，底层互害的新闻每日上演，大规模对外战争随时一触即发。这个人明明看不到未来有任何希望，但还是决定生育后代，试问他的决定是否道德？
幸福基本条件
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会立即提出两点异议：第一点，幸福的定义问题。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父母觉得不幸的生活，子女可能觉得很幸福；所以，即便父母预判自己的后代将过得非常不幸，由于观念不同，子女可能不这样认为。
对此，我的回应是，即便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会有不同，但不会反对幸福的实现需要依赖一些基本条件，比如基本人权保障、有尊严的生命体验、具有多样性的选择范围。如果这些基本条件都不存在，一个人做出生育决定是否道德？
第二点，幸福的概率问题。即使父母预见到自己的子女将过得非常不幸，但这仅仅只是预测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实；凡事没有绝对，尽管不幸是很大概率发生的事情，但最后亦可能不会发生。
对此，我的回应是：很多时候，人不仅要对实际发生的伤害负责，也要对发生伤害的风险负责。比如，一个人明知赌博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他还是倾家荡产去赌，这时他不能拿风险的不确定性来为自己的豪赌辩护。
因此，无论从幸福的定义还是幸福的概率角度，人们都无法回避我们做生育决定的时候，应该对后代的幸福或不幸承担一定责任。如果连自己都在埋怨父母把我们生在这么一个不幸的时代、不幸的社会，我们还继续选择繁衍后代，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
如果进一步用道德理论分析这个问题，就会陷入康德所谓的“二律背反”，正反立场也可以得到同等有力却相互矛盾的两个结论。从正题出发，即选择生育的角度，当一个人明知自己的后代未来不可能获得幸福，还坚持选择生育，他很可能并不真正为后代着想，而是把后代当成传宗接代的符号或者工具；如此，违背了义务论里面的绝对命令：“永远不要只把人性当做工具，而要同时当做一个目的。”
相反，从选择不生育的角度，如果所有在生活中看不到希望的人都选择不生育，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变成一个优胜劣汰的丛林社会，即只有具备所谓“生存优势”的上流群体有资格繁衍后代，而普通人的生育自由逐渐被恶劣的生存环境剥夺。如此，也违背了义务论里面的绝对命令：“只依据那些你可以同时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动。”
保障生活品质
无论从正题抑或反题出发，论证人在充满绝望的社会氛围下的生育自由问题，都将违反义务论的绝对命令，而所有绝对命令都是等价的，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二律背反命题。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生育自由并不能仅仅通过保护个人选择就能实现，更重要是：社会需要给每个个体提供实现幸福的手段，保障有尊严的生活品质，缩减贫富差距。否则，在绝望的社会环境下，即便个人能够选择生育或不生育，都将面临道德拷问，这就不是真正的生育自由。
真正的生育自由可能是：让良心得到解放。个体凭着真诚和良心，无论选择生育或不生育，都可以免受严苛的道德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