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之隔：病人知情权的差距
「政治正确」令如今行文上要避免「中港两地」的写法，以免误把香港划在中国之外，但在讨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病人知情权的时候，难免会讲「两地差距」 。过去四分一世纪，内地逐步改进有关病者知情权的规章和法例，两地差距正在缩窄，但一河之隔仍有差别，香港的病人知情权以个人权利为起点，内地较多以家庭为本，遇上严重或紧急情况，近亲主导医疗决定颇为常见，有时因非理性的决定引起悲剧，引发社会议论。在癌症病例，尤其多见向病者隐瞒病情。
改进起点
改进的起点，有人从1994年开始说，也有人从2002年说起。前者是针对医疗机构管理的行政法规，列明病者知情权包括了对自己的病情、诊断和治疗知情；后者针对的是进行的医疗活动时，应当由病者本人签署同意书。着手的方式是试行病历书写的基本规范，除了病者不具备行为能力之外，凡特殊检查、治疗、手术等，都要病人签署。
这在香港看来十分基本，但当年在内地是很大的一步了。支持和理解的医师认为，手术由病人自己签字，是尊重知情权也是尊重人权，但新规定给医生提出了新的课题，要让病人明白手术的风险又要让病人安心手术，并不简单。过去习惯向病人隐瞒病情，如今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也需要一个过程。有些医生，尤其是中医，就怀疑新的规定有没有好处，遗憾这忽视了签字对病者心理的影响。
更严重的异议说，从法律上讲，要病人签字很公平，但同意书把手术中、手术后可能出现的严重情况一一胪列，好像要病人签「生死契」，质疑是不是太残酷？是否缺少了人文关怀？
无论如何，改革没有止步。 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确认了病者知情同意权的独立地位。 「独立地位」指的是相对于近亲属，病者有自主的权利。
病人自主大不易
在《中国法院网》读到刘成琼文章(24/12/2015) ，可见要让病人有独立的知情同意权是多么不容易。尊重病人知情同意权的基础是尊重病人自主，并不是简单的手术前签字制度，但社会文化并未配合，而且《侵权责任法》的条文也有一些含糊，确定性和适用性都意见分歧，例如一方面用多条条文规定了对病人知情同意权的重视，但也留有空间给病者近亲属行使多项病者的代理人权利。有一条规定是「不宜向病者说明的，应当向病者的近亲属说明」，但什么是「不宜向病者说明」的范围呢？这可以很窄理解，也可以演绎到非常阔。怕病人受不了坏消息，医生就只与亲属沟通吗？
在法例留有空间让医生酌情处理本身不是坏事，前提可能是专业判断要有足够的训练，专业意见也要包含尊重病人。还有，要小心判断家人又有没有尊重病人意愿。
在新近出版的书《如何走下去 — 伦理与医疗》我有一章〈病人自主与家庭参与〉，其中引述台湾学者李锦虹、洪梅祯，指出家庭未必都是和谐的，家庭功能也未必正常。因此，有些家庭情况很复杂，成员彼此的关系或许连好友都不如，亦可能充满了各种负面情绪以及经济上的利益冲突，可能要「健全的家庭」和「不正常的家庭」。
隐瞒病情徒劳
山东临沂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公维宏医师的网志文章很直接，有一篇干脆起题目为〈癌症：家属对病者隐瞒病情 既不科学也徒劳〉。文章引述多篇国内外调查，说明癌症病者大都希望知道自己的病情。并非西方奉行个人主义的社会才是这样，在日本，一项福冈大学组织的调查显示，85.7%的被调查日本癌症病者希望获知自己的病情资讯。在中国内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进行了一项对1023名中国癌症病者及家属的调查，90.8％的被调查中国癌症病者认为应该让早期癌症病人知道病情真相，60.5％的被调查癌症病者认为应该让晚期癌症病人知道病情真相。
公维宏认为，若医护人员无法向病者坦白讲解病情，也就无从向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支援，结果会进一步加重了病者的心理负担。长期对癌症病者隐瞒病情也是不切实际的：病者总能从蛛丝马迹中得知真相。对癌症病者一直隐瞒病情，有如于导演一场长期、全天候的话剧：指望病者家属、医护人员乃至病者病友都要有高超的演技，天衣无缝地编排「善意的谎言」，显然不切实际！
香港的问题
内地的规章和法例逐渐接近香港的病人知情权概念，不是学香港，只是采纳了国际通行的尊重病人自主的价值观。两地长久以来有差距，也不一定是香港的思维更「先进」，很大程度是因为香港向来实施的普通法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久而久之成为社会文化。即使如此，在实际操作上，家人仍有很大的发言权。
前面引述刘成琼的文章，对内地医疗同意书的实践情况有直率的批评，其实香港在使用医疗同意书的时候，也有不理想的情况。刘成琼对内地医疗的具体批评同样可以套用于香港：医护人员在工作上履行告知病人的职责，但有时不免流于形式化机械化，例如根据标准格式「照本宣科」，简单复述，忽略实质的交流过程。另一现象是，为要减少法律风险，同意书的告知的范围日渐扩大，涵盖并发症的风险越来越多，病人吃不消。香港的「问题」可能还在于：现有方式「行之有效」，再思量改进的动力相对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