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伦理的扩充
在上周举行的医院管理局周年大会有一个环节以专业伦理为主题。 我应邀讲一个与专业伦理有关的自选题目。我选择分享最近常在思考的一个范围：医学专业是否来到一个时代，需要我们较为宽广地检视它的传统关注范围，以至反思传统的专业视野。这些思考，半是缘于观察近年医学界如何在一些新闻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常常处于自辩的位置，不但看来局促被动，有些意气反应更显得defensive。我的看法是十分初步的，其中含有生命伦理学的角度。
在来到现在的中文大学岗位之前，我也有应邀在两间大学的硕士课程作客座教学。这是一些提供给医疗专业人员的硕士课程，范围是作医学伦理和医疗伦理。在开讲时我常会借机会展示一张PowerPoint幻灯片，浅谈一下专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 与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之间的异同。 专业伦理主要关注具体的医患关系，它的背景是行医与医务(medical practice)。 专业伦理使用专业行为守则(professional code of conduct)，以此规范在医务中的恰当行为、标准和操守。 这些行为守则并非全与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有关， 有些旨在规范医生应当如何对待他的专业同行，以至及如何管理行医的业务方面 (例如医疗广告、告示牌) 等。
在医患关系上，专业 规范的焦点是保障病人私隐、知情同意、尊重病人自主， 避免利益冲突，以及维持专业标准(standard of care)。 这当中有一些题目是与生命伦理学共通的， 例如尊重病人的自主权。此外也有其他共同的伦理原则，包括照顾病人的利益、 避免造成伤害，以及公平对待病者。
不断变化的伦理
传统上，专业道德是建立在一套稳定的标准和守则的基础上面。 传统上专业道德主要是以既定的价值观为基础，明确地界定自己关注的边界或范围，并且依靠专业的机构和委员会来体现这些价值观。相对而言，生命伦理学却是一个恒常在不断变化和诘问的领域。它欢迎新的关注， 对新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伦理原则是可以争辩的，事实上也屡受挑战。 在它的发展历史， 生命伦理学总是避免受单一学科或个别专业所支配。遇有复杂课题，它往往会考虑到广泛的伦理和社会影响。在辩论中，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观点会被吸纳，对持分者的界定也往往从宽， 因此参与者是扩阔到临床医生和病人之外。
在现今社会，专业行为守则的条文有时会在法院受到挑战，无论在本地或外国都有例子。 规管伦理行为的机构加入非专业成员是趋势，不仅在医务委员会， 临床伦理委员会和研究伦理委员会早已是如此。
因为专业伦理重视稳固的传统，当受到挑战时，几乎无例外地，专业的响应总是尽可能保持稳定和不变。在医学专业内，改革的声音总是落在下风 。因此，在公众看来， 专业的改变好像总是勉强而行的， 有时甚至像是不情愿改进。
在历史上，随着时间的推移， 专业伦理也会发生变化， 尽管可能变化缓慢。 医学专业尊崇的希波克拉底的古老誓词(Hippocratic Oath) 来到今天，只有一半内容仍与现代相干，而其中只有几条伦理原则仍然有效。 现代社会不断变化，专业坚守的条文便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挑战。
笔者认同专业道德不可以朝令夕改追求时髦，但有关专业伦理的讨论不能封闭。医学界承受住压力不肯随风摇摆，本是值得钦佩的也是重要的，因为有所坚持的专业伦理也是稳定公民社会的石柱。 然而， 对某些课题上，自限于既有的框框和视野难免让人怀疑。在医管局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我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
扩充专业的视野
其一是，体现在行为守则中的专业伦理有没有忽略了，在日趋紧张复杂的医疗制度中，医患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专业标准能否孤立于医疗工作的环境，来判断医疗失误的责任？ 当然， 在纪律行动，处分的轻重有时会考虑到失当行为的背景因素，从而缓减处分， 但事实上，专业纪律的审查不会预先扩大范围去研究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专业标准能否经常切实执行。
放眼世界，医疗服务质素及安全已成为专门的学问领域，医疗失误有系统性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如何剖析两者关系的知识正在不断积累。不去理会这些知识，一味坚持界定医疗失误为个人操守问题，是否能公平地反映现实和恰当地问责？
第二是，新技术快速泛滥，在医疗服务和一般消费者服务之间造成了灰色地带。 去年底内地的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他根本不是医生， 然而当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变得如此容易应用 (有新闻报导称，他使用的 CCR5 基因编辑试剂是从美国邮购的)， 科技人挟着创新产业的能量就能渗透到医疗系统。香港也曾发生严重的 DR 美容事件，年轻医生受雇牟利的非医疗公司，注射不安全的生物技术免疫制品，导致死亡而被和刑事检控。近年基因组检测服务直接向消费者推销惹起一些关注。 传统专业伦理似乎未有应对新技术泛滥的准备。
在演讲中我还提了其他例子，基本讯息很简单：医学伦理已不再是医学专业自己的家事，现行规则不足以处理新问题。医学界需要扩充伦理的视野，更积极主动地引领的社会应对伦理问题。说到底， 专业与公众之间并不真正存在任何围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