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须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吗？
高龄78岁的著名哈佛大学哲学家Thomas M. Scanlon今年1月18日来中文大学生命伦理中心的年度Lanson Lecture主讲，我们请来香港大学陈祖为教授作评论响应，效果十分好。Scanlon有名著《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以缜密思维分析「负责」(being responsible) 的多个层次。在欢迎晚餐上我在他邻座，谈到自己对哲学有基本的好奇和兴趣，但未能窥探分析哲学的堂奥。他语带关切地问：「为什么呢？」好像在说，有这样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这次Lanson Lecture，他讲一课「健康的责任与选择的价值」(Responsibility for Health and the Value of Choice ) ，我就认真地听了，看能否一窥堂奥。
分析哲学的主旨不是为灌输道德价值。Scanlon有一句名言，是昔年一次精英满席的聚会上，聚会主人要求每人只准用一句话描述自己的工作时，他信口而出：” There are distinctions to be made, and it is worth making them well.” 这可以意译为：「事理必须分明，值得致力明辨。」
Scanlon的哲学思想有一个重点，主张宽容地对待别人对事情的理性评价，但并不停留在「你喜欢怎样就怎样」。人与人相处，一方面尊重对方有权依于自己的价值观对评价事情和作出抉择；另一方面是透过说理来沟通。
为自己的健康问责
在医疗上面，尊重个人自主已是共识，但延伸的一个「负责」问题也值得思考：若是有人对自己的健康问题采取放任态度，到一天终于出了大毛病，社会是否无条件地补贴他的医疗费用？
Scanlon引述另一个论者Julian e Grand的主张，加以评析和改进。这主张是，「当个人的健康情况是取决于他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因素，那么他理应负责 (支付) 她(因未适当自我照顾) 而衍生的医疗服务需要。」
在这一点，容易想到的情境是：一个肝脏功能已见异常的病人选择继续享受海量的美酒，到肝脏坏死了，可以合理地期望怎样的公费医疗为他包底？
Scanlon认为，Julian e Grand的主张太苛刻，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很多有风险的活动，例如赛车、滑雪，人们是可以选择不玩，但一般人不会认为当他们出了事，不应该有机会获得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甚至妇女怀孕也有已知风险，你不能说怀孕与否完全可以由个人决定，因此出了并发症也是个人的事。
他提出要区分对个人行为的「怪责」(blameworthiness) 与「问责」(accountability) ，尤其是如果问责的结果是扣减政府对个人医疗需要的承担。怪责是道德上的，即使很合理，也不代表可以完全抹掉政府或社会对他患病时的施救责任。
他提出比较温和的主张：病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例如喜欢高危运动)只是引致患病后果的一系列复杂因素之一，不能说，你的重病完全是自招的，理应自付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无论个人的选择权有多重要，因为医疗费用要由承担，社会应否对不同风险活动的医疗后果一律承担，公众有权作出衡量。
可以用一个本地例子来说明。一个人在十号风球下选择去海滩冲浪，不能合理地辩说，大风下冲浪冒险对个人而言十分值得，有权自己决定；这样去冒险，一旦遇溺入院，比起一个因运动受伤的人，他是否应为自己的医疗费用负上更大责任？
判断患病的责任
陈祖为在评论中提出，我们固然要区分「怪责」与「问责」，但两者未必绝不重迭。他举了一个有趣的日常生活例子来说明。假设有一个公寓有3间房，各住一个大学生。他们雇了一个清洁工来打扫房间及厨房客厅等公共区域。清洁费用由大家分担，而清洁工按工作时间收费。假设一个同学的起居方式非常凌乱，令清洁的时间大大增加。其他同学不仅要忍受他的脏乱，还要分担更高的清洁费用。凌乱同学的行为显示了不顾及室友的态度，应该「怪责」；看来他也应受到「问责」，其他室友有理由要求他支付更多的清洁费用。
依此推理，酗酒者或吸烟者(正如凌乱的室友)要为自己的健康承担一些责任，分担额外医疗费并非不合理。陈祖为倒是指出，困难可能在于转化为可实施的政策。
陈祖为教授特别指出，公众并不容易对病人的选择与责任作出评价。有些情景容易有共识，例如我们或者可以同意，不能因病人曾经喜爱喝酒，就把他踢出肝脏移植手术的轮候名单，但是试看另一个情境就不那么容易判断：如果一种昂贵新药可以治疗严重肝病，需要大量公帑资助才可以负担，这是拨款问题，并非像肝脏移植那样，一个患者之得就是另一个患者之失；在这情境，酗酒者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肝脏毛病承担责任，从而被剥夺获得这种新药的机会？正反的立场都可以说得通，要公众齐来衡量个别人士的行为与医疗的责任，难以实行。
Scanlon显然也预见了可行性的问题，他特别说明，分析的目的是要把一些含混的「负责」概念分辨明白，看伦理立场可以如何合理地建立，并不是建议马上把理念和论点转化为政策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