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宗教与文化 — 生命伦理学要拥抱道德相对主义? 钟一诺博士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22.07.2024)

钟一诺博士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联席总监

 

6月初,我与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的同事一起前往卡塔尔,参加第17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Bioethics),与来自全球各地的生命伦理学者交流;笔者亦有幸参与是次大会的筹备工作。

 

主办单位国际生命伦理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oethics)以「宗教、文化与全球生命伦理学」定为大会主题,并宣布新一届的会长由拥有神学背景的生命伦理学家Caesar Atuire担任。这或者可以理解为,源自道德哲学传统、强调理性的生命伦理学,比以往更愿意纳入宗教与文化角度及观点,兼容并包。

 

忽视宗教与文化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是以启蒙和后启蒙哲学的各个基本道德理论作为基础和主导。不过,远早于启蒙运动时代,人类历史已出现有关道德伦理的哲学思辨、学说,以至宗教教义(如: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基督宗教;东方的儒家、佛家、道家、伊斯兰教等)。启蒙哲学注重推理、理性、科学,成功挑战并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宗教传统和固有的文化制度,富有启蒙精神的生物伦理学便很顺理成章地偏重理性,因而轻视历代影响着人类的宗教与文化观点。

 

然而,当代生命伦理学家日渐意识到过分依赖哲学理论的局限性。他们注意到,忽视宗教与文化可能导致「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能吸引志同道合者的认可,却无法解决那些持有宗教信仰或文化背景的人的基本关切,甚至把他们拒诸生命伦理学的门外。我们必须承认,不少有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均觉得他们的观点经常未受到充分尊重,甚至受来自生命伦理学中主导的思潮所排斥。这正是对于意图探究行为的好坏与对错、强调尊重和公平原则的生命伦理学一个很大的警示!正如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者经常提醒自己,当一个旧的权威和传统被新的框架和思潮推翻时,新的框架有意无意间亦会确立自己在该领域中的传统权威,从而延续了一个支配与排斥的循环。

 

在二十世纪末,众多前人的努力让我们更清楚了解,生命伦理学中基础道德哲学理论的力量与限制,而学科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趋向拥抱多元,不再将主流理论视为必须履行的金科玉律。今天的生命伦理学者更倾向视那些具影响力的理论为一些重要的观点,而宗教与文化也可以提供值得参考和讨论的见解。有关生命伦理的具体决定或政策,最终需要通盘考虑这些不同观点,并取得平衡。

 

不同文化和宗教拥有丰富的伦理传统,能够提供对人类经验和道德决策的独特见解,因此值得认识和尊重。可是,在重新出发的时候,我们都要确保这种扩充不会滑坡,陷入道德相对主义。

 

忧虑原因

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判断是主观的,没普遍或客观的道德真理,一切视乎文化、社会或个人的立场和价值观。道德判断只是文化背景或个人偏好的产物,因此没有一种道德立场可以被视为优于其他立场。

 

不过,没顾忌地拥抱道德相对主义是危险的。

 

以下是一些道德相对主义令人忧虑的原因:

 

(1)缺乏普世道德标准

道德相对主义否定了普世道德标准或普世人性的存在。这可导致道德真空,无法评估或批判某些行为或做法是否在道德上有问题。没有任何客观标准来衡量,解决重大伦理问题(如歧视、侵犯人权或社会不公)便变得非常困难。

 

(2)不一致和矛盾性

道德相对主义常引致不一致和矛盾。如果所有道德立场都同等有效,那么很难解决不同文化的道德立场之间的冲突。例如,如果一种文化以其信仰为由对某个群体进行歧视,而另一种文化则坚持平等和人权,道德相对主义便无法判断哪种立场在伦理上更正确,最终导致大家自说自话,互不相干。

 

(3)阻碍道德进步

道德相对主义会阻碍道德进步和社会变革。既然所有道德信仰被视为同等有效,很难挑战和改变在现实中根深柢固的压迫和不公义。没客观标准评估任何行为,就很难呼吁进行积极变革,或追究个人或小区的道德错误,最终造成社会停滞不前。

 

小结

将宗教和文化定为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的主题,标志着生物伦理学的重要里程碑。我们朝着对宗教和文化更包容的方向前进,尊重多元观点。然而,大家必须谨慎,避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淖;坚守普世道德价值和普世人性的存在,能使我们对文化实践保持批判精神,保护人权并促进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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