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并非易事。最近和学术界的朋友聚餐时谈起大家的研究进展，一位朋友说，他常常迫于使用他博士导师的实验方法，以致难有什么科研突破。
我问：「那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方法去研究呢？」他答道：「因为我发表论文用的数据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如果我用自己的方法，就算有了成果，没得他同意就无法使用这些数据发表论文。」
这让我不禁联想起，生命伦理领域良知反对权（right to conscientious objection）的话题。引申一下，朋友的问题是否也关乎学术良知遭受压抑？
从涉足学术殿堂伊始，我们就被灌输学术伦理（academic integrity）的各种金科玉律，比如数据不得造假、不能剽窃他人观点、尊重版权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果学者违背自己的良知或信念，专攻自己认为价值不大的科研项目，又或者采用自己不能接受的思路，去论证心底极为反对的观点以迎合主流权威，那么这些行为又符不符合学术伦理？
如果只是从绩效角度衡量，一个学者迫于压力而启动自己认为价值不大的科研项目时，他依然可以一丝不苟地遵守学术伦理的基本要求，得出的数据可以是真实并符合实验规范的。
甚至，即使用自己并不接受的思路，去论证一己觉得荒谬的观点，技术上也可以很有原创性。
良知自由
中世纪哲学家常常用精巧繁复的逻辑，来论证连他们亦觉得可笑的问题，例如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从学术伦理看，这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可我认为，学者写违背良知和信念的文章，做违背良知的实验，是严重的学术不端。
学术伦理，约定俗成的表达academic integrity，并非academic ethics。然而，很多时候人们连integrity的本义都不曾厘清。
根据《史丹福哲学百科》的定义，integrity就是人内心各种价值观念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格里面。
表里不一的行为未必会直接伤害别人，却会招致内心强烈的不安和撕裂，例如在堕胎合法的国家，信奉天主教之医生如果按照孕妇要求为她们堕胎，这没伤害孕妇，却伤害了自己，因为他的宗教信仰反对堕胎。
为了履行职责，这些医生仿佛需要在自己人格中分裂出一个世俗的、反宗教的另一个自己来操作堕胎手术。于是，这些医生便失去了和谐统一的人格。有鉴于此，在堕胎合法的国家普遍允许有宗教信仰的医生，根据自己的良知拒绝(conscientious objection)堕胎要求，为保护医生的integrity。
何以医生的良知自由受到保护，学者的良知就不能受保护呢？随着科学日益进步，专业分工日益细化，知识界的学科分类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在一个大的学科下面，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权威，但放到下面的细分学科，可能就只有数个学术权威。隔行如隔山，学术权威们即使意见不一亦不便干涉别的学科。这好比，我研究的伦理学虽然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不过，我对于哲学的其它细分学科如美学便属外行。学科之间壁垒愈来愈高，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也造成要面对的问题：知识的话语权很容易掌握在少数学术权威手中。
现今学术机构对于论文高产有近乎偏执的追求。这种偏执无疑加剧了学术良知的不自由。
青年学者要发表论文，必须经过同行专家审阅，而同行评审经过学科细分之后，又很容易局限于由少数权威组成的狭窄圈子中，偏离他们看法的论文便容易受到排挤。为了发表论文，青年学者有时候不得不迎合掌握话语权的权威。经常性地迎合权威，最终让学者失去独立人格。
为制度辩护的人会说，任何产业之进步皆必须从压力中获得动力，学术产业也不例外。我不反对「没有压力便没有动力」的说法，然而，我们必须慎重地权衡：科研压力为学术进步带来的贡献和压力对学术良知的侵蚀，二者孰轻孰重，有没有失去平衡。
权威与创新
权威代表既有思维和秩序。我不否认学术权威的创新能力。问题是，科学创新需要有空间和自由，如果不和异端思想发生碰撞，就算学术权威亦难以突破自身局限。也不否认当青年学者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人物后，他们将拥有更多空间去实现创新突破。
可是，学者从入门到成为权威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要经年累月的积累。人愈年轻，思维愈活跃，灵感愈丰富。在学者创造力最强的阶段不赋予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反而使他们迫于绩效去迎合主流，岂不舍本逐末？
再者，没良知自由将对青年学者造成心灵扭曲，失去良知自由的人，要在真实人格之外分裂出一个不真实的自己，来处理现实和理想的张力。试想像一下，一个心灵扭曲之青年学者长期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以迎合权威，有朝一日当他自己也成为权威后，他将以怎样的面目面对自己的后辈，面对世人？
基本上，在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我对学术权威的意见变得单一而感到担忧，因为圈子愈小意见愈容易统一。长此以往，不仅会侵蚀青年学者的良知，更会阻碍知识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