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岸博士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我们有可能冒犯不存在之人类吗？
2021年，英国一名叫Evie Toombes的患有脊柱裂之女孩，状告她母亲的家庭医生，引发热议。
脊柱裂是一种先天性疾病，属于神经管发育缺陷。当医生发现备孕中的父母有机会将此疾病遗传给子女时，应及时建议他们适当推迟受孕时间，并服用叶酸来避免这一情况发生。然而，Evie母亲的家庭医生忽略了这状况，并没给出相应医学建议，导致Evie在出生后患有脊柱裂，不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所以，Evie在20岁时告该医生犯下了医疗疏忽，并要求取得赔偿。当地法官肯定了Evie的要求。
以上称为Evie Toombes案例。
Jeff McMahan 教授之不同见解
在中文大学2023年11月28日举行的Lanson Lecture之中，Jeff McMahan教授对Evie Toombes案的判决给出了不同见解。
McMahan教授指出：「如果Evie母亲的家庭医生正确地给出医疗建议，那么她将推迟受孕并且生下一个和Evie完全不是同一个人的健康儿童。所以，如果没家庭医生的医疗疏忽，Evie这个人将不会存在。」
McMahan教授进一步指出：「家庭医生不应该为Evie出生后发生的种种不便负责，因为他既没预料到Evie生下来是这个样子，也没故意造成Evie生命中的苦难。」综上所述，Evie实际上是从家庭医生的医疗疏忽中受益（从中得到生命），她无权向医生索取赔偿。该医生的医疗疏忽仅仅违反了「最佳生命原则」：人类在繁衍下一代的无穷可能性中，我们有理由让生命质量最好的个体来到这个世界，而非其他生命质量较次的个体来临。
笔者有幸参加了McMahan教授的讲座并且提出两个疑问：「按照最佳生命原则，家庭医生应该让一个比Evie生命质量更好的个体来到世界。由于医疗疏忽，医生剥夺了这个体来到世界的权利。医生是否应该赔偿这个可能存在的人（possible person）？因为这个可能存在的人，实际上不能从医生的赔偿受益，我们是否可以套用政治哲学中假定同意（hypothetical consent）的办法设想：这个可能存在的人，将他索取赔偿的权利转让给Evie？」
McMahan教授回答：「我们不可能冒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所以都不能对一个不存在的人有赔偿义务。」
思想实验
设想一个跟Evie Toombes案完全相反的思想实验。假定一对备孕的夫妇在做检查时得知：如果不采取措施，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将有99%机会得脊柱裂。
医生强烈建议他们推迟受孕时间，并在此期间服用叶酸来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这对夫妇没听从医生建议，并坚持按照原计划怀孕、分娩。最后，很幸运，他们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在这个例子中，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对夫妇忽视医生建议的做法是错的。这错误甚至比Toombes案中家庭医生的医疗疏忽更为严重。然而，他们错在哪里呢？
第一、夫妇没冒犯已经出生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健康。按照McMahan教授的理论，大家甚至不能认为让这孩子承受脊柱裂的风险是一种冒犯，因为如果这对夫妇推迟受孕，将是另一个而非这个孩子会来到这个世界。
第二、他们也没冒犯医生，因为病人有权选择听从或者不从医生的建议。在极端例子中，一些早期癌症患者选择不听从医生给出专业有效的手术建议，而选择自然疗法，医生仍然需要尊重病人决定。
第三、夫妇亦没冒犯社会共同体成员，因为选择繁衍下一代完全是私人事务。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个健康的新成员，所以没增加社会负担。
因此，按照笔者观点，这对夫妇最后只能冒犯那99%概率可能带着脊柱裂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尽管这孩子事实上并不存在。冒犯一个不存在的个体是有可能的，只要我们能够合理地预见（reasonably foresee）这个体将会存在。
这对夫妇没听从医生建议，所以能够合理地预见他们会产下一个患有脊柱裂的婴儿。
不过，这婴儿拥有免于带着病痛来到世界的权利，所以其父母对他做了不负责任的行为。
结论
我们需要谨慎地区分事实上存在的人和可合理预见其存在的人。因为无法排除意外事件发生，所以可合理预见其存在的人未必是事实存在的人。以上思想实验说明，大家不仅对事实上存在的人有义务，而且对可合理预见其存在的人也同样有义务。
在Evie Toombes案例中，Evie母亲在生产之前，可合理地预见她会生下健康的孩子，因为可以合理地预见：如果Evie母亲有遗传脊柱裂风险的话，她的家庭医生将给出专业意见来规避这一情况。
因为医疗疏忽的缘故，一个本应来到世界的健康儿童没能来到世间，所以家庭医生冒犯了这个事实上不存在又可以合理预见其存在的人。
McMahan教授正确地从最佳生命原则推导出，人类有义务让生命质量最好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但值得商榷的是，McMahan教授却认为大家没办法冒犯事实上不存在的人，所以违反最佳生命原则之人，并不对可能存在的婴儿负有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