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在最严峻阶段，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惨烈，公报的死亡人数早已超过瘟疫的震央中国。早在 3 月上旬，有报道说，意大利一些医院不得不作出困难决定，深切治疗病床不能再收年老的确诊病人，麻醉学专科发指引协助前线医生取舍。那时其他国家地区还在旁观，直至它们也被疫潮正面冲击才知道凶险。当时美国的疫情才刚刚开始紧张起来，纽约州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中心收到来自美国东岸一份报章的电邮，问严峻的疫情有没有影响了中国大陆和香港放弃急救病人的医疗准则。
她特别针对问 Do-Not-Resuscitate order (简称 DNR，香港称为 Do-Not-Attempt- CPR ，简称 DNACPR) ，即是有关「不施行心肺复苏术」的指示。更具体地问，当医院面对极大压力，抗疫有没有影响了对进行心肺复苏术与否的日常医疗决定？中国大陆对 DNR 有标准规范吗?
遇有媒体查询，通常我实时会决定是否接受问 — 有些主题并不属于生命伦理课题，另一些题目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专长范围。 这一道查询似乎在灰色地带。它涉及多面向和层次。记者的提问其实是指向紧绌的医疗资源分配问题，但「不施行心肺复苏术」的考虑本来正是不宜从医疗资源角度出发，因为放弃抢救与否，首先应尊重病者意愿(例如病人订立了预设医疗指示) 和考虑病人的最佳利益(例如延长死亡过程可能并不符合末期病患的最佳利益) 。正常情况，不会先考虑资源问题。
医疗资源樽颈
抗疫时期医疗服务极度紧张，令资源分配难题迫在眉睫。且不说深切治疗一张病床难求，即使是前线医护人员的保护装备也令人关注着，尤其是 N95 口罩和保护衣。如果供应源源而来，资源分配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当疫症全球大流行，各国争相抢 购，就难以确保供应及时。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的前线医护人员连外科口罩和手套也缺，德国和美国也告急。有些国家地区还有人在囤积这些紧张物资，之前也有人在夸耀自己一早从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大手抢购货源，如今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各有 5 千名以上的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最终可能上百名会死亡。从全球大局看，不理他国死活最终只会做成骨牌式失控。中国大陆的疫情已退，是否应大力输送物资作外援，抑或优先作战略性的储备以防第二波来袭？
保护装备物资的分配问题对病人并不那么切身。从病人角度看，抗疫资源紧张， 最大的分配问题是：谁能得到服务？谁的医疗需要被搁置、被牺牲？
执笔时(3 月 28 日)，香港抗疫的综合防线已陷入苦战，如果新增确诊数字高企在每天 50 以上，医院始终无法负荷。一旦每天新增病例数字迫近 100，樽颈可能出在三处：深切治疗病床爆满、人工呼吸机用尽、负气压病房全满。
医疗紧绌的分配问题不能等用尽资源才来面对。例如深切治疗病床，数目从来也是紧绌的，深切治疗专科有一套既定的评估方法，按病情严重性、对病情能否挽回的预测和配套的需要(例如配合重大手术) ，决定是否接收病人。如果多过一个病人符合接收准则，一般是先到先得，即是说，不会因后面来的一个严重病人而「赶走」现有病人，即使后者病情相对较轻。在这种分配机制底下，不会简单地以年龄作为硬性的分界线。
单凭医学知识设计的分配方程式不能解决所有病例和情况的问题。在个别灰色或复杂情况，医生要凭经验作出判断。伦理考虑必须合乎情理。
看不见的牺牲
按常规指引作分配是「看得见」的，伦理学的术语是 explicit rationing (可译作「显性分配」) ；相反，「看不见」的是 implicit rationing (「隐性分配」) 。虽然现代社会喜欢事事透明，但医疗服务并非工厂生产线，不能也不宜全部指引化，而且「显性」不一定合理，例如一刀切硬性规定 75 岁以上一律不得使用深切治疗病床，无疑完全「显性」，但很有争议。
当疫潮急如海啸，会出现几个甚至几十个危急病人争一、两张剩余病床的情况。也不单是深切治疗病床，急症病床也会缺的。这时无论制订指引还是凭医生判断，都会极为困难。为避免「见死不能救」的极端状况出现，一般做法是预先甚至实时削减非紧急及半紧急服务。这多是由各专科部门界定(当然也有些客观原则，例如非紧急手术) ，属于「隐性分配」。
公众可以信任医疗系统会作出合理的取舍，但是压缩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病人) 的医疗服务也不能是无上限的。抗疫是打仗，打仗是凌驾性的任务，没有人会问压缩其他医疗服务的合理上限在哪里。为什么无人会问？一来那些受影响的病人是看不见 的，他们的牺牲也是看不见的(也没有人向他们说声不好意思)；二来抗疫不是「非常时期」吗？在非常时期，为了迫切的集体利益而牺牲一些个人利益，是难免甚至应该的。然而，倘若如一些专家观察，目前的新病毒疫症会持续流行，抗疫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当疫潮超过半年，一些本来「非紧急」病人的病情实际上可能已因延迟诊治而恶化，甚至可能影响性命，到时就要问，牺牲到几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