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讯】安娜的命不是自己的。
为了患有严重疾病的姊姊凯特才诞生到世上，13年来为延续另一个身体奉献自己的血和肉，直到一天凯特出现肾衰竭，手术刀伸向自己内脏，安娜始站起来说不，控告父母侵害她的身体使用权。
美国小说家茱迪‧皮考特写下“姊姊的守护者”探讨生命伦理。现实中，社会对于器官捐赠者划下一道界线，在香港，这条线是18岁，写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之下，原意是保障未成年人士，不让现实中出现一个安娜;因为生命自主而平等，没有谁必须要为谁牺牲。
但正如区结成医生所说，没有一条法例可以照顾到一千种可能，像今次，17岁零9个月大的长女，被还欠3个月距离的法定门槛挡下了捐肝救母的意愿，天幸是星期四传出消息，妈妈邓桂思得到有心人捐出合适的肝脏，手术定下来，意外已掀起守法还是人命要紧的讨论，哽在喉头，有待下咽。
「我觉得现在公众的讨论，似乎是有少少将两件事混淆在一起去思考。」区结成医生去年从医管局退下火线，现为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他认为要讨论18岁未满的人是否有向其他人捐出器官的自主权前，先要看在一般医疗情况下，如何处理当事人未成年的情况。
「一般在普通法中，一名病人签纸做手术或拒绝不做手术，也会有一个成年及未成年的分界线，但比如十六七岁，其实也有相当的心智可以理解关于自己的福祉的事情，那作为医生便要好小心去听那位少年的意见。」一般医疗情况，未成年人士需要父母签纸，子女的意愿便是一个附带的知情同意，粗略地说，父母那份是大，子女那份是细：「但如果细的那一份坚决不肯做手术，医生也无法缚你上床，所以也要倾，反过来说，有些手术对于子女健康很重要，父母因为个人原因不肯签纸，最极端的情况便是医生去寻求法庭的声明去进行手术。」
未成年自主“受惠”不可自主“牺牲”？
「出发点是个人对自己身体自主的概念，我自己的身体有病，我自己可不可以话到事？为什么我要18岁才可以自主自己的身体，而我17岁半，我妈便可以因为迷信而为我拒绝一个手术？」将这一种自主权的概念套用到捐肝救母的事件上去考虑，便衍生了今天不少人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下称「条例」）中18岁门槛的质疑：「但我刚才说的尊重青少年的自主权，是指在医疗上对他们身体有益的治疗，今次讲的是器官捐赠，是牺牲自己去帮助其他人，而且法例条文上限制了你可以考虑的空间，所以尊重自主的原则变成了不是绝对的，还要和其他事情一并考虑 – 当有一个法律好清楚，它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时，法例的条例处理上便变成了是优先。」
区结成指，「条例」的背景是要保护青少年人，不会在心智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因受到他人，群众压力或情绪压力，而要牺牲自己：「所以它写到很严是有原因的，但现在掉返转好像人人都觉得不应该写得那么严，这一点我不一定同意」。
他认为青少年容易受到各种情绪影响，未必能够完全理解手术的风险：「切较大块的肝有二百分之一的死亡率，那你说青少年也能够理解二百分之一的死亡率大概是什么，但后面还有十到二十多个百分比，会因为手术后整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便很难肯定捐赠者是不是能够清楚了解。所以严厉一点去保护青少年，出发点没错，道理上也没错。」
法外有情法不容改
他眼中，今次并不是个案和法例本身有冲突，而是法例因应其立法精神，不能处理到一千种可能，遇上了例外情况：「但医生就是不能判断什么是例外情况，医生不可以话，因为我同情这个人，今次便是例外，然后下次个医生心肠硬一点，不同情另一个，便不是例外情况;今次是一个和妈咪很亲近，妈咪又对她好好，好紧密的母女关系，但如果你换了另一种亲属关系，一种比较少少威严式一点的家长，会不会存在一种压力，青少年必须要捐才能表示自己是孝顺？那便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处境。」一句」难道守法比人命重要」说来轻淡，放在当事人身上是千斤重的考量。
他倾向在现行法例中寻找酌情的空间：「会不会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比如律政司是可以先表明不会向医疗方提起诉呢不是话将它（手术）合法化，而是在一些特殊个案中，不采取刑事行动。」但据了解律政司已表明，不能提前断言没有法律责任。食物及卫生局长高永文则在修例的建议上口头开了绿灯，说考虑活体器官捐赠者的法定年龄能否更有弹性，例如由临床队伍评估18岁以下的捐赠者，若心智和身体状况适合，可给予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酌情权。
“我会非常谨慎地去考虑，为了单一个案的特殊情况而修改法例。”港大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简尚恒经常和学生说“硬例做坏法”，他认为“条例”必须在鼓励器官捐赠及保护未成年人士之中走找到一个恰当的界线：？？？「如果不是18岁，那16岁又如何或者14 12到最后无论是修改法例，或改成给委员会有一个考虑的酌情权，也要指明某一个特定年龄人士作为器官捐赠者是过早，另一个考虑是，假如将酌情权交到委员会，无疑是将一个巨大和沉甸的负担加诸他们身上，而无论他们作任何决定，也很容易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战。」
法律如何与时并进又不忘初衷，要继续探讨;更正本清源的做法是推广器官捐赠，建立可持续的机制，不要下次到了生死关头，又从头在法律，医学伦理，青少年心智与意愿的界线之间唠叨一番。事实是本港的器官捐赠率一向偏低，2015年年每百万港人之中，只有5.8人死后捐出器官，于是，唯有多制造一个病人，去救一个人。
死后捐赠个人vs.家属死局
今次的换肝手术后，玛丽医院肝脏移植团队召开记者会，其间透露其他医院曾有脑干死亡病人可捐尸肝，但因死者家属反对未能成事，区结成早前出席一个大学研讨会，讨论焦点是器官捐赠除了纯粹看个人意愿，还是也要看家人意愿：「这个问题是没有结论的，不同价值观有不同的立场，西方社会看重个人决定，我签了器官捐赠卡，没有反悔， “后来大致上便是要尊重的”。香港目前采用“自愿捐赠”机制，即使生前表明意愿，但死后会否捐出器官，最终由家属决定：“这是在医学伦理常见的问题，视乎是一个家庭本位还是个人本位的社会;甚至在大陆，一个老人家80岁有癌症，也有好多讨论认为不一定要告诉个病人，而是告诉家人」。
「香港因为是一个半现代化的社会，好多条例或精神接近现代商业社会多一点，但一去到家庭有好多意见时，又会迁就多一点家人看法。」政府早前建议将器官捐赠机制，由现在的“自愿捐赠”（opt-in）改为“预设默许”（opt-out），假设所有市民均同意死后捐出器官，不同意者须在生前提出反对：“但又会有一些人说，你自己话不反对，但家人好反对又如何呢？到时又不用问屋企人？」
港大外科学系肝脏移植科主任卢宠茂在记者会上愤愤然呼吁，不忍将未成年人士变成器官捐赠者，不能轻忽对未成年的健康身体造成伤害，成年人又该如何觉悟？
文：梁仲礼
编辑：何敏慧
原载“明报”（“周日话题”，2017年4月16日，副刊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