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无线电视TVB《金宵大厦2》因为演员黄婉华在第4个单元《姐姐》剧中饰演菲律宾外佣时把自己的面「涂黑」（Brownface），引来关注与争议。讨论源自于法新社港澳台分社主任泰勒4月13日的一则推特，推文中质疑为何在这个世代香港传媒还会有「涂黑脸」来饰演其他人种的安排。TVB随后在4月14日发表道歉声明，强调绝无意在任何节目中表达不尊重或歧视任何国籍，并向可能受此事影响之人士表达歉意。该剧随即下架，经删剪再播放。4月20日，黄婉华亦向受此事影响人士表示歉意。这事件并不入于生命伦理学的传统范围，但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对社会平等的关注和判断是非的方法，或者亦可提供有用的视点。
事件在国际舆论发酵外，也引来在港菲律宾人士的强烈不满。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将脸及身体涂上棕色这种Brownface行为是有用来讥嘲有色人种的历史背景，所以本身已经涉及种族歧视；（二）这个角色进一步延续港人对于外佣的刻板印象；而（三）电视剧可以聘请合法的菲律宾人来演这个角色。
第一类批评针对的是「涂黑脸」这个带有种族主义的行为。「涂黑脸」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早期的美国。当时美国还是奉行奴隶制度，黑脸扮装表演（Minstrel shows）以白人化妆饰演黑人，并以歌舞滑稽演出来取笑黑人为主题，为观众带来娱乐。这些黑脸扮装表演在当时大行其道，更在十九世纪中期加州掘金热时期延伸至涂上较浅的棕色以嘲讽华人，并与1882年的「美国排华法案」产生保存美国民族纯正度的相互效应。1927年历史上的第一出有声电影The Jazz Singer亦以一位黑脸扮装歌手来作为故事的骨干，可见其普遍性及受欢迎程度。但笔者必须指出，皆因香港并不像美国有那么根深蒂固的「涂黑脸」历史背景，这个批评较难直接应用于香港的处境当中。笔者认为第二及第三类的批评更能触碰到问题的征结。
刻板夸张
第二类批评针对的是种族定型。在「涂黑脸」的表演，演员除了把自己的肤色涂深外，常会把与那些种族有关的一些行为举止及说话口音刻板地夸张化。在美国，经过六十年代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社会普遍对「涂黑脸」扮黑人的容忍度大减，但反而助长了「涂黑脸」扮其他有色人种(尤其是拉丁裔及亚裔）的风气。1961年Mickey Rooney在《珠光宝气》( Breakfast at Tiffany’s）中扮演大声（喜欢从楼上大喊到楼下）、野蛮（甚至会用武士剑来吓人）、市侩（每次开口都是追讨租金）的日本包租公就是那个年代的种族定型经典例子。在今次的事件当中，不少在港菲律宾人认为，黄婉华饰演的菲律宾外佣角色也像旧荷里活电影中的少数族裔那样，被描绘得非常刻板，固化了深肤色与愚昧落后之间的联想。 出身于菲律宾与华人结合的家庭，同为演员的文翠湄指这角色被编写得既「愚笨」又「顺从」，而香港国际移民联盟主席埃尼（Eni Lestari）也认为该角色不但刻板甚至古怪，例如会有使用菲律宾巫术、结局最终变回「中国人」等的奇异设定。
种族定型除了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外，它亦与被定型群组的健康（尤其是精神健康）有关系。社会学家David R. Williams与心理学家 Ruth Williams-Morris早于2000年便综述了在学术文献中对种族主义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发现种族定型确实能透过负面的自我评价损害有色人种的精神健康。
制度问题
而第三类批评针对的是聘请演员时的不平等机会。文翠湄认为：「香港的菲律宾人小区很大， 我们是香港最大的少数族裔之一， 电视剧本可以聘请合法的菲律宾人…」这个论点所主张的是在情况许可下，应该找一些更能准确地饰演该种族的演员来担当角色。
事实上，在近二十年左右，荷里活电影及电视剧中以白人演员来化妆饰演有色人种的风气已渐式微。例如，史提芬史匹堡上年重拍著名歌舞片West Side Story时都找来拉丁裔的演员来出演拉丁裔的角色，而Natalie Wood在1961年的原版（《梦断城西》）则涂深肤色来出演那个角色。但对于聘用少数族裔饰演其种族的角色，有些声音仍然是不以为然的；例如，TVB总经理曾志伟早前曾这样说：「咁如果拍戏讲外星人，我哋搵人扮外星人又系歧视咩？完全系根据剧情需要。」我们当然不可能找到外星人来演外星人，但香港的确有很多菲律宾人——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的估计，菲律宾人占全港人口约2.5%。
居港的菲律宾人不少，但文翠湄对于菲律宾人角色应由菲律宾人扮演的主张是否很容易成立呢？这涉及一个较深层次的现实，就是大部份在港的菲律宾人都是限于做外佣工作才被准许居留。换言之，要在香港实践像美国那样聘请同种族的少数族裔演员（还要是合适的演员），其实是困难重重的。归根究底，香港并不容许外佣归化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所以，今次事件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个别演员或创作团队的问题，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制度问题。要解决少数族裔在港得不到平等机会的问题，除了提升对这些种族议题的意识和敏感度之外，我们还得反思制度上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