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前提早动笔写这一篇，刚写好，新冠状病毒肺炎就从武汉来到香港了。才一个月之前(1月10月) ，我在中文大学一个公开讲座日讲着这个题目：「如何面对一场精神创伤疫潮」，来的人很多，几百座位全满，可见很多人热切关心精神创伤这个题目。一年前我在同一场合讲基因编辑婴儿，是火热话题，也只有七成听众。我谈了一些医学，然后扩阔到其他角度，关于「受创伤的小区(traumatized community) 、妨碍面对创伤的一些政治禁忌，还有是社会「复和」(reconciliation) 的挑战。现在新的肺潮淹至，疗愈创伤、社会复和的希望更是显得渺茫。然而我肯定它依然重要。这篇文章就是近月来的阅读和思考。
那次演讲之日遇上《刺针》(the Lancet) 医学杂志发表香港大学医学院梁卓伟教授团队的大型研究。他们推算，去年九月至十一月，在香港动荡当中，有240万成年人有抑郁症状，200万人有创伤后压力症(PTSD)症状，严重程度至疑似患有抑郁症或创伤后压力症的人数也达120万。我来不及把数据放进PowerPoint，但在讨论环节采用了其中的数据。我说这份研究报告有特别意义，希望有助减少禁忌，让社会正视挑战。
与恐袭、地震、海啸等灾难不同，我们面对的精神创伤「疫潮」不是一次过的，在大半年间一浪接一浪地累积，漫长而未知止境。因此除了数字，我们还要关心创伤的深度。
精神创伤本来不是一个伦理课题，本文却是试从伦理角度探讨相关的社会复和问题。Reconciliation一字可以译作「和解」、「复和」。笔者认为「和解」较为准确，因为「复和」在字面上像是自自然然地恢复平和，彷佛只是让情绪平服、社会和气。固然都是平服是reconciliation的部分意思，但是to reconcile其实有更为深刻的意思，那是解结以及处理分歧见，并且承认合理的同处原则，这就较为接近「和解」的意思
了。不过我也注意到月来政府官员几次提到「复和」，媒体似乎已经惯用了，本文也就跟随使用。
六道伤口
重大政治创伤之后，社会(有时是整个国家) 遗下巨大伤口。Prof. Daniel Philpott是圣母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学教授，重点研究政治和解。他对和解的看法比其他学者要宽一些，揉合了宗教和政治思想，因此除了重视伸张正义，也灌注了对社会愈合和宽恕的想法。依他分析，伤口不只一种，可以分六个向度析述(dimensions) ，我在这里简称为「六道伤口」。
第一道伤口是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和漠视。这常在战祸和武力镇压中发生；第二道伤口是具体的对个别受害人的身心侵犯，包括致残或死亡，也包括虐待和精神创伤；第三道伤口较为不明头显，那是不少受害者和家人对造成伤亡损失的因由缺乏认知。今次香港的抗争情景充满「文宣」和简化的「要求」，很难想象受害者会缺乏政治认知，换了在文化大革，很多忠诚干部和老实的知识分子(例如季羡林) 真的茫然。在香港的抗争，蓝黄两色的市民也受创伤，「文宣式」信念未必等同确切的认知。
第四道伤口是社会上许多人冷漠地作壁上观，受害者的痛苦不被承认。在中国政治文化这表现为要求「平反」，有时甚至不求平反，只是希望得到「一个说法」，在心理上讨回一点公道。第五道伤口来自制造伤害的一方，那是不断以对方所受的伤害作为「胜利」宣传。这本来是战争的逻辑：重创敌人就是胜利。不止是宣传「胜利」，而且要独占「正义已得胜」的道德高地。这种长期的胜利宣传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同时也令社会无从建立「我们」的政治共同体。
第六道伤口在制造伤害的一方自己身上。恶毒狠心对待他人，自己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同样受伤。最可怕的伤口是道德心的消失。中国老话，良知泯灭，这是道德精神的残缺伤口。
复和伦理
Philpott综合以上对六道伤口的析述，进而提出他对「复和」的伦理主张，焦点并不放在(起码不是单单放在)罪责上面。在犹太、基督教传统，其核心美德是慈悲(mercy) 。这并不是取消问责，而是通过建立公正的机构或机制，去承认伤害，承认责任，作出道歉、赔偿，和宽恕(例如特赦)。
既然社会创伤有六道伤口，政治上就有六种相应的恰当处理：一是在人权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能实践公义的政府机构；二是以具备权威的程序承认对受害者造成的痛苦；三是对受害者的物质赔偿；四是通过正当的审判、审查和惩处渎职者，作为问责；五是道歉，由政治官员或制造创伤的人为自己的不当、不法行为作出道歉；六是宽恕，由个别受害者或代表的团体接受道歉。六道伤口与六种相应的复和伦理属于「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 ，比侧重谴责追究的「应报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 多了一些宗教精神和宽恕之道。这在今天的香港形势底下，十分遥远，但也不无意义：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认真的「复和」是一个深刻的概念，不是麻醉止痛药，更不是和稀泥的老好人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