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子的荒诞事
最近在读关于人工受孕的数据，接连读到几宗与捐赠精子有关的荒诞新闻。 向来以为人工受孕的伦理争议是在体外受孕(IVF) 和胚胎筛选(embryo selection) ，原来关于捐精也有千奇百怪的故事。
荷兰爆出一宗医德跌破底线的丑闻：鹿特丹有一家生育医疗中心，早于 2009 年被勒令关闭。 当时卫生部门调查发现中心管理极为混乱，把收集到的不同男性的精液混合一起用于人工授精，以提高受孕机会，催谷中心知名度。
中心有一个担任医疗主任逾十年的人工受孕专家 Jan Karbaat 去年逝世，死后被揭发自七十年代起在进行人工受孕时，经常私自用自己的精子取代捐赠者精子！ 不孕的夫妇来求医，结果生了医生的「子女」！ 如今Karbaat的「子女」遍全国，估计可能多达60个。
在中国，法新社上周报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4 月 4 日在微信更新精子库招募捐献者简章，列明捐精条件：捐精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诚党的事业，以及没有政治问题。
本报丁望先生有文章分析，这是「政治血统论」在人人表忠时代的极端现象。 捐精的政治审查令人哗然，两天后北大三院删除了这一条内容，代之以要求捐精者「有爱心、有公益心」。
在内地，捐精是有偿的，俗称为「营养费」。 简章写明，捐精者完成全部捐精流程后，可获得总计最高5500元的捐献补贴。 流程包括接受精液检查、进行两次精液筛验，和捐献10次左右。 所谓有公益心，其实是明码实价的交易。
既然是明码实价的生意，院方当然要令客人放心。 捐精的政治审查条文可以视为在商言商的举措：可能真的有客人对「政治不洁」的精子敏感，院方才会苦心作捐精政治审查。
荷兰与北京都有捐精的荒谬故事，两者之间也有重要差异。 大学时代读过一本令我开窍的书，讲个人主义社会与集体主义社会的分别。 Jan Karbaat的荒唐行径是个人的；北大三院的荒诞简章却反映了社会的「集体潜意识」。 个人主义的好人好事与集体主义的好人好事并不相同，个人主义的坏事与集体主义的坏事也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