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涵博士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助理讲师
2024年10月，43岁上海姑娘沙白因红斑狼疮引发肾衰竭，在父亲陪伴下远赴瑞士，选择以安乐死结束生命。同年12月，86岁著名作家琼瑶女士因长期疾病，在台湾新北市家中结束生命，也留下了呼唤安乐死讯息。
这两事件再次引发中国内地对“何谓善终”的广泛讨论，其中主要涉及安乐死及其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认为在老龄化日益加剧背景下，安乐死合法化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然而，这一议题的推进并非轻易之事，正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迪所说，安乐死合法化不仅需要完善的基本医疗和安宁疗护（港译“纾缓治疗”）体系，亦须社会共识作爲支撑，而内地目前尚未具备这些条件。
2017年“国际安宁缓和疗护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ospice & Palliative Care, IAHPC）”曾在声明中强调，在推动安乐死合法化之前，任何国家或地区首先应全面提升安宁疗护质量和普及程度：因为完善的安宁疗护体系能有效减少患者对安乐死的需求，让他们在生命末期获得适当照护，从而减轻痛苦。
体现出生命尊严
尽管安宁疗护与安乐死合法化无论在理念或政策层面上都截然不同，但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医疗体系一般已较为发达，人均医疗资源相对丰富，也有较高质量的综合性末期照护服务。例如，比利时和荷兰等国家拥有充足医疗设施、先进医疗技术、专业医疗人员及充裕医疗资金，确保医疗服务高质量和普遍可达性，进而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也为包括安乐死在内的多样化医疗选择提供支持。此外这些国家通常具备强大的安宁疗护系统，包括疼痛管理和心理、社会支持，以减轻患者及其家庭负担，提高末期患者的生活品质。这不仅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重视，也为安乐死合法化提供必要的伦理基础和实践条件。
从医疗资源分配格局来看，内地暂不具备全面提升和普及安宁疗护的条件。在内地，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极不平衡，优质资源目前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市，而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医疗设施和专业人员尚显滞后，进而导致全国范围内基本医疗服务的可达性受限。其次，儘管政府已出台多个政策文件，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安宁疗护，但相关服务普及率和质量仍处于起步阶段。此外，内地医疗体系中存在的医患关係紧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问题，安乐死开放可能进一步加剧患者对医疗机构的不信任。
社会文化需考量
安乐死常被视为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或“勇敢的选择”。然而，这些焦点往往忽略了家庭和社会的複杂影响。BBC在2016年制作了一部名为“如何死亡：西蒙的选择”（How to Die: Simon’s Choice）的纪录片，详细记录了一位57岁患有渐冻症的西蒙决定安乐死之整个过程，同时描绘了他家人对这一决定的複杂情感反应。影片播出后，许多观众认为西蒙的选择是勇敢的，但西蒙的妻子和母亲在片中表现出既支持又矛盾情绪，特别其母亲提出问题——那些选择忍受痛苦继续生活的人是否也同样勇敢——引发了关于何为勇敢、何为有尊严死亡的广泛讨论。
这案例提醒我们，当我们用“尊严”和“勇敢”来描述安乐死时，是否忽略了其他选择的价值？在早年写博士论文进行研究访谈时，我听到不少患者表达，想看著孙子成长，或因不想让女儿伤心而选择承受痛苦。为亲人着想的抉择岂不也是勇敢和有尊严吗？安乐死的选择并不完全脱离家庭和社会影响。尤其在当代社会，由于独生子女增多和出生率下降，家庭成员间的依赖共存关係使得死亡意义更加複杂。因此，在讨论安乐死时，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慎重，不仅考虑患者的痛苦和个人选择，还需深入思考这种选择对家庭、社会及文化的广泛影响。
从以上角度看，相对于急于推进安乐死合法化，当前更贴近现实的路径应是改善医疗资源分配，加大对安宁疗护的投入。这不仅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前提，也是确保更多患者能获得尊严和舒适的临终照护关键。只有在医疗体系和社会文化条件成熟情况下，安乐死合法化才有可能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