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共享」消失之后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9.12.2019)

这篇文章是在新西兰南岛南端的城市邓尼丁写的,写时理工大学的围困还未解。早一星期我离港时,围困争持激烈,街上聚众声援,警方以催泪弹驱散,连伊利沙伯医院也受到波及。抵达邓尼丁,为我办理入住旅馆手续的是一位衣着整齐、谈吐斯文的先生,礼貌地问我来参加什么会议,我说关于法律和伦理。他又问我从哪里来,听到「香港」二字,就敏捷地反应道:「那你一定有很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可谈了!」其实我来是谈香港最近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的公众咨询。这位接待的先生似乎很清楚香港的困境,轻轻说:「双方坚持不退让,就没法解决了。」我后来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律师。

这篇文章刊出时,惨烈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半年,期间许多既有的价值规范严重破损。有人哀叹香港回不去了,甚至说,this is the end of Hong Kong as we know it。 可是,我们熟悉的和惋惜的香港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选择惋惜什么,不完全是客观的,往往反映自己最着紧的是什么。本报同文「天峰医生」是我以前的医管局同侪,近月接连两篇专栏文章谈「乌合之众」。这是从一本畅销书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出发,剖析为什么原本会思考的「个体」聚集变成「群众」之后,容易情绪躁动,变得愚蠢盲动,不问手段。我觉得他是在惋惜香港失去温和理性。我却也觉得,「乌合之众」的镜子同样应该照向另一方。同文虽然也有批评政府在处理危机上欠决断,但就没有注意到,当整个政府与警队自我捆绑,同样形成了远比「个体」愚蠢甚至盲目的「集体」。The unpopular mind和the popular mind一样偏执。

「齐心一意」甚难

我还未决定自己最惋惜的是什么。在邓尼丁的会议我参加了一个工作坊,小休时有与会者问及香港的抗争情况,我只能简略地说来龙去脉,再补上一点感想:过去香港人互相容忍不同的价值观,虽然未必好好对话,总算有兼容的空间,现在没有了。

晚上我上网搜寻了一下过去十年间香港普遍流行什么愿景口号,其中两个特别明显:「齐心」和「共享」,分别见于两届特区政府新上任的时期。2012年新行政长官梁振英就职致辞,以「齐心一意,共建香港」作为主题。当日他说:「只要我们齐心一意,必定能够将香港打造成儿童茁壮成长、青年实现理想、壮年人一展所长、长者安享晚年、七百万市民安居乐业的理想家园。」这听来容易,其实难于登天。「只要」是以全民一致为大前提,这有什么可能发生?香港社会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大家庭,即使当它是个大家庭也要正视家庭内的嫌隙不和吧。试想为什么香港一向要标榜包容?因为这本就是一个多元化、习惯了歧异、思想自由的地方。当然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提倡「齐心」也并无不可,但是不宜一味排斥异质;即使有些事情要划红线,也不宜以打击异类作为施政主轴。

社会分崩离析时,却还见有报章社论十年如一日地呼吁大家要齐心协力,觉得讽刺。早在这个十年的开头,和谐团结同坐一条船的想象已在消散。香港人齐心的感觉,往回溯已是2003年沙士抗疫,2008年汶川大地震也曾唤起民胞物与的中港情,之后就每况愈下。来到今天,在这个十年最后一个月回头看,只不过半年,所有对抗抵触、异化疏离的情绪都夹着愤怒决堤泛滥。这是互动互撞形成的,不能以「群众如何变得愚蠢」简化地去理解。

「共享」忽略矛盾

现届政府没有侈言「齐心」,改用了「共享」理念,土地政策谈共享,学校也在教育关怀共享。「齐心」和「共享」两者虽然同样建立在一种和谐的想象上面,但相较之下,「齐心」贴近中国传统文化,「共享」较有些现代色彩。

政府没有政治顾问,对香港深层矛盾的分析很少,「共享」的概念就局限于民生经济范畴,着眼于市民未能分享社会富裕的果实。顺此思路,也就假设青年因无法置业,在社会无根,容易成为失意反叛的青年。其实尽管市民普遍也希望居有其所,房屋问题并不是矛盾的症结。人们可能在寻找有意义的参与,在参与中建立身份认同。然而在官方话语中,「人心回归」本身就是终极的意义和身份。

近五、七年间,环绕「自由」和「归心」的政治角力斗争主导了社群的互动,香港公民社会本就不多的人文精神日呈萎缩。本来,政治疾风吹得越劲,社会就越需要建制内外(这是泛指social institutions,不是狭义「建制」) 的知识分子头脑清醒,坚守专业精神、珍惜规章制度和人文价值;可是在发热的斗争中,这一切都把持不住。

当对抗落幕,我们必定要面对百废待举的香港。「齐心」「共享」愿景已经破碎,政治口号或者陆续有来。香港需要包容梦想,梦想需要寻找切实的基础。未来香港的愿景要透过开放式的互动共同搭建。我们理应视彼此为真实共存共在的人,坚持诚实正直开放,一步一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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