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领域的一位奠基人Albert R. Jonsen (1931-2020)于本年10月21日在旧金山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我在今年中接手医学院的生命伦理学课程统筹工作，检讨内容时，刚把他有份首创的「四盒子方法」(4-cell method，或4-quadrant method，一译为「四象域方法」)添加了进去，让同学知道在日常医学实践中，伦理原则如何可以和个案情景、病者的价值观、医学判断并行使用，以助特别复杂的伦理道德抉择。听闻他与世长辞时，我却先想起家中书架上一本他的著作The Birth of Bioethics (Oxford: 1998) 。
这本书是我在千禧年前后窥探生命伦理学世界的其中一道门口。我对生命伦理学的兴趣是在九十年代中开始的，其时几位中文大学、城市大学、香港大学的人文和法律学者共同筹备创立香港生命伦理学会，我和儿科及遗传学医生林德深加入为创会委员。加入之后我才逐渐知道生命伦理学的课题从何而来，为何值得关注，它为何需要跨学科的对话，与社会有什么关系，它与医学伦理的交集与张力所在。
Al Jonsen (他的同侪昵称他做”Al”) 被视为第一个把生命伦理学带到临床的先驱。1982年初版的Clinical Ethics: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Ethical Decisions in Clinical Medicine (与医生Mark Siegler和律师William Winslade合撰) 成为经典。他在去世之前还与两位作者在准备第9版。
The Birth of Bioethics写生命伦理学于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诞生的故事，要言不烦，书中人物跃然纸上。这本书我应是在2001年左右从Amazon订购的。当年正值我在九龙医院主管的康复科服务在快速扩展，工作太忙就没有马上细读，多年来也是断断续续看，现在作者都走进历史了，我才读最后的一章。这一章的最后数节，他回顾也反思生命伦理学在美国发展中，载有的美国哲学和文化性格，非常有洞悉力，而且谦和敦厚，没有一丝美国主义的味道，以下节译一二。
他说，我们可以注意到，所谓「美国精神」常是预设了和期望着进步，乐观相信未来总会比现在更好，他用 “Meliorism”(「社会改良论」，一译「淑世主义」)一词作为概括。社会能不断进步的观念，在美国历史上随处可见到证据。这并不是形而上的或天赐的发展，美好的未来并非注定要写入人类的历史，它必须经由个人的辛勤努力工作汇集而成。 这道信念也是美国伦理学的一个标志：它首先是个人主义的。 从最根本起点，每个人算作一个个体，不多不少，个人是一个自由的主体，也负载社会期望，活于世上要成为对自己负责的社会一员。 这个体的精神也与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个人救恩教义、福音派对个人承诺追随耶稣的感召、启蒙运动个人天赋权利观念，以及资本主义崇拜的自由企业有关。但Jonsen也随即指出，这种重视个人主义的思想不是把人视为一粒孤立的原子。 每个人是平等的，关于自己如何生活的自由选择必须得到尊重，但个人与他人也是合作的，共同实现淑世主义所设想的美好的未来。
Jonsen并没有天真地以为美国社会的现实就是那样美好。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生命伦理学者是常常对现实抱持清醒的批判的思考。二战后，科学和医学腾飞看来预示了美好的医疗未来。医疗技术无疑是真正有益的发展，赋予了医生前所未有的神奇力量，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复杂的伦理问题，以传统的道德框框剪不断理还乱。稀缺的新医疗技术也引起与分配上的公义难题，而医患关系中的伦理规范也需重新定义。随着医学被科技主导，来自神学和哲学训练的生命伦理学者开始质疑由科技与专家主导对医学走向。
Jonsen在1967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宗教研究博士学位。他原是受命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但 在1976 年离开圣职。他曾任加州旧金山大学校长（1969-1972 年），期间在大学医学院兼任「巡回生命伦理学家」(“roving bioethicist”) 。1974年，在美国一些医学研究伦理丑闻被揭露之后，总统委任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检讨和制定指引以保护涉及人类的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对象。《贝尔蒙特报告》（the Belmont Report）在1979年发表，树立了美国和日后世界通用的研究伦理规范，Jonsen是委员会的主力也是《贝尔蒙特报告》的撰写人之一。
他在1987年加入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担任医学史与伦理学系，把它从一个专注于医学史的学系转变为一个包含生命伦理学培训、研究和临床伦理服务的中心。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刚于今年10月委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伦理学者Prof. Nancy Jecker为顾问，Jecker是严谨的哲学学者，1988年被Jonsen罗致加入正在重新出发的华盛顿大学医学史与伦理学系，成为多年的同僚和好友。她写了一篇细腻可感的文章A Tribute to Albert R. Jonsen, PhD (1931-2020)，志记这亲爱的尊敬的先驱。我特别喜欢其中提到，Jonsen生前常爱半开玩笑地把道德理论和实践(例如医学科技应用)之间的关系比作热气球和自行车之间的关系。Jonsen解释说，原本哲学就像一个热气球，给世界一个宁静，宏伟的视野，但大多数人并不生活在气球上，所以他要像骑自行车一样，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岩石间的小路上。在Jecker看来，Jonsen和整整一代哲学家一起，通过引入可行的范式和方法，让以后的一代伦理学者不会离地，靠近社会具体分析生命医学中实际的伦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