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偉岸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我們有可能冒犯不存在之人類嗎？
2021年，英國一名叫Evie Toombes的患有脊柱裂之女孩，狀告她母親的家庭醫生，引發熱議。
脊柱裂是一種先天性疾病，屬於神經管發育缺陷。當醫生發現備孕中的父母有機會將此疾病遺傳給子女時，應及時建議他們適當推遲受孕時間，並服用葉酸來避免這一情況發生。然而，Evie母親的家庭醫生忽略了這狀況，並沒給出相應醫學建議，導致Evie在出生後患有脊柱裂，不能跟正常人一樣生活。所以，Evie在20嵗時告該醫生犯下了醫療疏忽，並要求取得賠償。當地法官肯定了Evie的訴求。
以上稱為Evie Toombes案例。
Jeff McMahan 教授之不同見解
在中文大學2023年11月28日舉行的Lanson Lecture之中，Jeff McMahan教授對Evie Toombes案的判決給出了不同見解。
McMahan教授指出：「如果Evie母親的家庭醫生正確地給出醫療建議，那麽她將推遲受孕並且生下一個和Evie完全不是同一個人的健康兒童。所以，如果沒家庭醫生的醫療疏忽，Evie這個人將不會存在。」
McMahan教授進一步指出：「家庭醫生不應該為Evie出生後發生的種種不便負責，因爲他既沒預料到Evie生下來是這個樣子，也沒故意造成Evie生命中的苦難。」綜上所述，Evie實際上是從家庭醫生的醫療疏忽中受益（從中得到生命），她無權向醫生索取賠償。該醫生的醫療疏忽僅僅違反了「最佳生命原則」：人類在繁衍下一代的無窮可能性中，我們有理由讓生命質量最好的個體來到這個世界，而非其他生命質量較次的個體來臨。
筆者有幸參加了McMahan教授的講座並且提出兩個疑問：「按照最佳生命原則，家庭醫生應該讓一個比Evie生命質量更好的個體來到世界。由於醫療疏忽，醫生剝奪了這個體來到世界的權利。醫生是否應該賠償這個可能存在的人（possible person）？因爲這個可能存在的人，實際上不能從醫生的賠償受益，我們是否可以套用政治哲學中假定同意（hypothetical consent）的辦法設想：這個可能存在的人，將他索取賠償的權利轉讓給Evie？」
McMahan教授回答：「我們不可能冒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所以都不能對一個不存在的人有賠償義務。」
思想實驗
設想一個跟Evie Toombes案完全相反的思想實驗。假定一對備孕的夫婦在做檢查時得知：如果不採取措施，他們生下來的孩子，將有99%機會得脊柱裂。
醫生强烈建議他們推遲受孕時間，並在此期間服用葉酸來避免這一情況發生。
這對夫婦沒聽從醫生建議，並堅持按照原計劃懷孕、分娩。最後，很幸運，他們生下一個健康的孩子。
在這個例子中，多數人都會認爲：這對夫婦忽視醫生建議的做法是錯的。這錯誤甚至比Toombes案中家庭醫生的醫療疏忽更爲嚴重。然而，他們錯在哪裏呢？
第一、夫婦沒冒犯已經出生的孩子，因爲這個孩子出生的時候跟正常人一樣健康。按照McMahan教授的理論，大家甚至不能認爲讓這孩子承受脊柱裂的風險是一種冒犯，因爲如果這對夫婦推遲受孕，將是另一個而非這個孩子會來到這個世界。
第二、他們也沒冒犯醫生，因爲病人有權選擇聽從或者不從醫生的建議。在極端例子中，一些早期癌症患者選擇不聽從醫生給出專業有效的手術建議，而選擇自然療法，醫生仍然需要尊重病人決定。
第三、夫婦亦沒冒犯社會共同體成員，因爲選擇繁衍下一代完全是私人事務。他們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一個健康的新成員，所以沒增加社會負擔。
因此，按照筆者觀點，這對夫婦最後只能冒犯那99%概率可能帶著脊柱裂來到這個世界的孩子，儘管這孩子事實上並不存在。冒犯一個不存在的個體是有可能的，只要我們能夠合理地預見（reasonably foresee）這個體將會存在。
這對夫婦沒聽從醫生建議，所以能夠合理地預見他們會產下一個患有脊柱裂的嬰兒。
不過，這嬰兒擁有免於帶著病痛來到世界的權利，所以其父母對他做了不負責任的行爲。
結論
我們需要謹慎地區分事實上存在的人和可合理預見其存在的人。因爲無法排除意外事件發生，所以可合理預見其存在的人未必是事實存在的人。以上思想實驗説明，大家不僅對事實上存在的人有義務，而且對可合理預見其存在的人也同樣有義務。
在Evie Toombes案例中，Evie母親在生產之前，可合理地預見她會生下健康的孩子，因爲可以合理地預見：如果Evie母親有遺傳脊柱裂風險的話，她的家庭醫生將給出專業意見來規避這一情況。
因爲醫療疏忽的緣故，一個本應來到世界的健康兒童沒能來到世間，所以家庭醫生冒犯了這個事實上不存在又可以合理預見其存在的人。
McMahan教授正確地從最佳生命原則推導出，人類有義務讓生命質量最好的嬰兒來到這個世界。但值得商榷的是，McMahan教授卻認爲大家沒辦法冒犯事實上不存在的人，所以違反最佳生命原則之人，並不對可能存在的嬰兒負有賠償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