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結成醫生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   ChatGPT流行前，讀到一篇生命倫理學文章，作者關注人工智能對人類的衝擊，說AI不是一種科技而已，若仍以「科技中立論」看待，將是嚴重錯誤。   「科技中立論」主張科技非善亦非惡，取決於人類如何使用，只要監管得宜，可為社會帶來好處，最佳例子是「基因剪刀」CRISPR技術，為基因編輯打開大門，在分子層面執行明確指定的任務（切割或編輯DNA序列），應用於基因治療潛力巨大；但亦可用於增強人類能力，改變生殖細胞系（改變人種），這就有重大爭議。   套用到人工智能，傳統的科技管治遇上多重挑戰。AI具有多項超越傳統科技的特性，包括可自行依情景作判斷決定的「能動性」，以至令人驚奇的「自主性」。基於深度學習的模型不依靠具體編程指示，其演算法毋須人類邏輯，「黑箱」特性是強項也是難以管治之處。   AI的威力還在於擴散性。人們毋須訓練就可直接使用，不問年齡也沒心理健康風險評估；一件玩具放在超市銷售，也要經過安全測試，AI的創新卻不可能受制於繁複的傳統產品安全審查。   人工智能不是單一的應用科技，亦是未來的基礎設施。作為資料中介或決策中樞，將被整合到社會關鍵基礎（金融、司法、醫療等）。治理人工智能不能只在逐一應用場景監管，須充分考量它作為「結構性技術」的角色。在社會層面，人工智能是文化再塑的革命，能改變訊息流、信任機制、勞動分工與權力關係，這些變化蘊含道德與政治問題，大大超越中立工具的前設。  

區結成醫生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 上月底應邀在「毋忘愛」社區生死教育講座「死亡咖啡室」...

區結成醫生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顧問   近年來，AI倫理討論的焦點，從早期的私隱保護、歧視與偏見防治，逐漸轉向更具緊迫性的議題：深偽與惡意使用、AI代理 (Agentic...

董咚博士 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研究員(禮任)   最近，一位基因病理學家朋友，向我傾訴一個令他深感掙扎的倫理困境。他獲派負責一項產前基因檢測，以判定一名胎兒是否帶有 BRCA2 突變，這項檢測的起因，是胎兒父親偶然發現是 BRCA2 突變帶因者，雖然未出現癌症徵兆，臨床遺傳科醫生仍建議他們做緊急產前檢測。這對夫婦知情後同意測試，並表示若胎兒確認為帶因者，他們會考慮終止懷孕。   根據香港法例，24周前合法終止妊娠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之一：懷孕會嚴重影響孕婦身心健康，或胎兒出生後極可能嚴重殘障。然而，BRCA2通常在成年後才可能發病，不屬「嚴重殘障」範圍，故終止妊娠理由多依靠孕婦的「精神健康受損」。孕婦的精神壓力如何認定，很大程度取決於臨床溝通的引導方式。病理學家並不參與這個環節，無法知道夫婦最終決定是否基於真實的焦慮，他深感不安，卻必須執行檢測。   這一個案引發兩大值得深思的問題：一、基因病理學家等實驗室專業人員，在生殖決策中應否被視為倫理利害關係人？若檢測可能導致終止懷孕，他們應承擔多少道德責任？二、面對倫理困境時，機構及專業團體應如何設計制度與守則，支援實驗室專業人員？   專業知識淪工具化 我們經常將生殖決策視為家庭與臨床醫師之間的互動，卻忽略了其他重要角色，例如執行檢測的基因病理學家。儘管他們不直接參與病人諮詢，但他們的工作深具倫理意涵。若從康德的義務倫理學（Deontology）觀點出發，將基因病理學家視為純粹技術工具，是對其專業尊嚴的嚴重侵犯。康德認為，人不應該僅當作手段使用，而應被尊重為目的本身。在此個案中，這位病理學家被迫服從決策流程，無法表達個人倫理立場，其專業知識被制度工具化，喪失了作為一位道德行動者的自主性。   當然，也有反對觀點認為，病理學家應保持專業中立，僅按指示執行檢測；且生殖自主屬於父母，不應受檢測人員干預。然而，即使病理學家非直接決策者，他們的工作亦不可避免地承載倫理後果；所謂專業中立不意味放棄道德判斷，當某項檢測涉及重大道德疑慮時，專業人員理應享有「良知拒絕權」，否則，其他參與者將被剝奪道德考量空間，違背義務倫理基本精神。   也有聲音主張，應以保障父母的生殖自主為優先，否則就會構成不必要的限制與干預。父母獲取胎兒的基因資訊，難道不是生殖自主的權利？不予協助可能對他們構成情緒負擔，妨礙作出自主決策。然而，生殖自主權不能脫離社會脈絡，醫學倫理的核心不只在於個人權利，也包含互依關係與共享責任。在此個案中，道德壓力並非僅存在於家庭與臨床諮詢之間，也存在於實驗室與臨床體系的交界。生殖基因檢測不應被視為「臨床下單、實驗室執行」的單向流程，而應容許互動，讓所有參與者皆擁有倫理表達與參與的空間。   設立倫理審查機制 關係倫理學（Relational...

鍾偉岸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二律背反」（Antinomy）是康德 (Immanuel...

劉善雅博士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聯席總監   人類大腦是科學家極為着迷的研究領域。與身體其他器官及組織不同，大腦結構非常複雜，具有不規則形狀，以及不同層面的無數連接，這使得研究和觀察十分困難。   傳統病理研究只能從屍體解剖(Post-mortem)着手，現代的腦功能檢查亦只是以間接方式如腦電圖、功能性磁力共振造影等觀察大腦活動；新近發展或者有突破的可能。   近期聽了一些演講，分別有關大腦的空間映射與導航系統(Spatial...

鍾一諾教授 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聯席總監   早前(2月21日)，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舉辦了成立十周年的慶典暨研討會，與會者（包括親身及線上）近二百位，演講嘉賓包括數位國際知名的生命倫理學家、法官、醫生及科學家。隨著前中大醫學院院長霍泰輝教授及現任中大醫學院院長趙偉仁教授的致詞，典禮正式開始！   現今世界存在明顯的不平等/不公正；即使如此，微小的進步，對受影響的人來說，可以是巨大變化。   生命倫理學不單重視理性交流，也滲透著濃厚的人文關懷。為此，我們設計了一個較為內斂的開幕典禮儀式，以生命倫理的一些核心價值為底蘊。六位主禮嘉賓依次讀出派到他們手上的木條刻畫之文字─這六組文字，重要性不分次序，包括：Respect（尊重）、Justice（公義）、Compassion（體恤）、Tolerance（包容）、Humility（謙遜）及Integrity（誠信）。    它們代表著一些談道德倫理時不可或缺的價值或美德，也點出了，我們身為生命倫理學者對世界和人類的願景，是可以互相尊重；公平的對待彼此；有能力體恤別人的處境和困難，不以自己地位和角度凌駕別人的看法和憂慮；能夠包容多元文化，聆聽和自己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之聲音；秉持著一顆謙遜、敢於承認自己限制和盲點的心；並且誠實面對自己及他人，努力做到思想和言行一致，完整地活出這套價值觀。   試問誰不想活在這樣的世界？這是否太理想化？正因為現況不似預期，世界在崩壞，與願景有巨大鴻溝，這些核心價值更顯得寶貴、更需要我們每個人去努力追求。對吧？如果我們已經達標，還需要繼續追求嗎？   何不「躺平」？ 說到這裏，我想起了一個在坊間經常聽到的說法：既然這個世界充滿各種各樣的不平等／不公正，而我們亦很難改變這個現實，為什麼不乾脆「躺平」呢？幹嗎還要去關注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公正呢？這也是我上年在一個TedxCUHK演講中嘗試處理的難題。我曾經認為關注不平等／不公正根本是一個不需要去多加證明它的必要性、單憑本能直覺便會認為應該去做的事。但既然有人認真地問這個問題，那便說明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道德直覺。   正因為不能以道德直覺說服他們，我們需要另覓一個更有說服力的答案。自從十多年前開始從事學術研究，我一直嘗試以科學數據建立有力論點。經過多年研究、數十份學術文章後，我確確實實可以證明社會及健康不平等的存在。可是，對於堅持不如「躺平」的他們，數據只是證實了「阿媽真是女人」的已知事實而已。這也是以觀察數據作為基礎的經驗科學...

远观・近思英国安乐死立法进程 区结成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