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有病，员工吹哨？
在台北一个生命伦理座谈上，我们从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案例谈到研究人员的失德行为，以及伦理教育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讨论为什么单是伦理教育并不足以规范专业道德。一位来自爱丁堡的讲者深思熟虑，轻声提出一个问题：在你们的医疗体系中，最困扰医生和护士的道德两难处境(ethical dilemma)是什么？我马上想到，在香港的公共医疗，这一定与人手和病床资源有关：医护人员内心挣扎，不能提供真正优质的照顾。她说，在英国的卫生服务调查中，最令医生和护士挣扎的道德两难常常 是：工作中遇见不公与失德的事，要不要主动「吹哨」(whistleblowing) 揭发？
她的意思是，任何机构都有害群之马，问题是为什么不当行为容易被忽视？单靠伦理教育不行，要让毛病呈现出来，才可改进。不当行为可能是隐蔽的，并不常是昭然若揭；当然有时也是因为机构选择对它们视而不见。光是教育员工做正当的事是不够的，人性不全是正直。机构应该为人员建立一种安全感，可以直言不讳地反对不良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挑战上级的权威，质疑机构的主流文化。
这是一个绝不简单的问题。从实际角度考虑，机构很难无条件地鼓励员工的吹哨行为。机构爆出丑闻总是令人尴尬，有时严重损害公众信心。而且，管理层会想，人谁无过？如果员工不断互相挑剔指责，有什么看不顺眼就告密检举，军心动摇怎能作战？大局为重，难免有时要护短，不能让内部斗争绊手绊脚。有些管理层心知，松散和不规矩的行为在艰难的操作环境中也是润滑剂。如果一切都要依足程序的话，绷紧的员工会不会受不了？
吹哨甚艰难
从伦理角度考虑，员工要作出决定吹哨，揭露黑幕，即使在合理的机构中也是充满挣扎，甚为艰难。有两种价值观是互相冲突的：一边是公平正义，一边是传统的忠诚。中国人的文化在往往对人不对事，把忠诚看得特别重，告密的人是「金手指」。还有更多贬损名词：「二五仔」、「打小报告」、「笃灰」，全都会令人不齿。这背后也有一重中国文化脉络：历史上的政治告密常是挟带着恶劣用心。人们怎能假设吹哨告密的人全是秉持公义，绝无私心私怨？
因此，从忠诚的价值观出发，检举是痛苦的决定，尤其是所揭露的事情是指控自己的机构正在损害公众利益。如果大多数同事也是把机构的利益放在前面，公众利益放在次要，那么吹哨者就可能承受排挤、解雇，甚至人身安全遭到威胁的后果。
2003 年沙士期间，蒋彦永医生向媒体揭发中国沙士感染情况远比官方数字严重， 这促使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合作，令疫情得以控制。他在解放军总医院工 作，有人民解放军少将军阶，但后来仍受到很大的压力，有消息指他一度被监视居 住。
在国际新闻，最知名的「吹哨者」当然是斯诺登（Edward Snowden）。他因揭发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子监听计划而被美国政府通缉。违反国家安全局的保密规定是刑事罪行，但是多数公众认为他做了一件正义的事。网媒有文章以此为话头，指出「斯诺登曾在香港匿藏近一个月；但讽刺的是，香港并没有专门法例为吹哨者提供保障。这与国际的趋势大相径庭。」(〈订定「吹哨者」揭密法 保障公众利益〉，「评
台」，25/12/2016。)
立法保护吹哨者？
文章列举，美国 1989 年的「揭弊者保护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强调禁止报复，机构要建立进行调查的机制，与处理吹哨者一旦被报复的申诉机制；2015 年 5 月台湾通过的《联合国反贪腐公约施行法》明确提及应保护检举人。在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曾草拟《2016 年公共利益披露条例草案》，提出应保护因公众利益而披露资料的雇员，让雇员毋须承担任何民事法律责任、禁止雇主解雇或歧视。这草案最后在立法会不了了之。
斯诺登与蒋彦永医生的吹哨事件都是特大的事件，一般机构例如医疗机构面对的挑战未必是特大黑幕丑闻，更多的是有没有容忍惯常的专业不良行为，例如欺凌同 事、疏忽病人；有没有大事化小，让不良行为成为常态。每次出现「害群之马」都是一个警报，提醒机构要审视既有的工作文化。要提防：「害群之马」未必是单独行 事。
我在医院管理局工作时，曾参与讨论如何制定可行的举报政策。这很不容易。 如上述，对被举报的人员公平也很重要，界定具体的检举是否关乎公众利益也要合理。
一点观察是，在现实管理中，一家医院（或一个部门）如果保持开明态度，听取批评和回馈时不是先行护短，那么员工反而较少需要诉诸告密。 在管理上阶级分明的威权文化，言路不畅，员工反而更多地通过匿名管道举报而纠缠不清。有些文献认为，
「吹哨」的定义其实可以从宽：员工敢公开提出关注，促进改革，也可以视为「吹哨」。善意的吹哨应该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