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是什么问题? (信报「生命伦理线」专栏 25.06.2018)

过度医疗是什么问题?

近年各国医学界日益关注过度医疗带来的问题。 过度医疗造成资源浪费,社会被医药化也是焦点。 在这个课题,英国医学杂志是表表者,十多年前便问有否过度诊断,现在已能力举数据和实例,确认过度医疗的确存在,呼吁医学界要扭转这趋势,在过度与不足间取得平衡。 美国医学会杂志也加入战团,提「少即是多」的概念;也有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为主题,今年的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

过度医疗包括过度诊断、化验和治疗,令原本没病的转瞬间被诊断患病,要接受药物及其他治疗。 美国纽约心脏学会去年十一月单方面将血压高的定义,从140/90重新定在130/80,就是近期的例子。 「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的诊断,也遇类似情况。 早年美国糖尿病协会就将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数值下限降低,空腹血糖值由6.1变5.6,糖化血色素值由6.0 变5.7。 有学者质疑,如果直接把标准套在中国,这改变会将把一半中国人界定变为糖尿病前期患者! 其它妊妊娠糖尿病、过度活跃症、抑郁等的发病率也可能因重新定义而大幅上升。 这表示很多人要开始服药,得益的是药厂。 地球资源有限,本来不须服药者都来吃药是无比浪费!

有人问,病向浅中医,早诊断就能早治疗,这不是医患所共想吗? 若早知有读写障碍,施以有效的教学法,当然是好;问题的症结是,何谓早诊断而不是过早,何谓正常不正常? 若肯定病情会在短期内恶化,那是有意义的早诊;但对某些病而言,正常不正常的界线比较模糊。 举甲状腺乳突癌为例,随医疗强调标准化和指引化,若你的甲状腺增大,在美国会为你先作超声波检查,看有否结节,再在超声波导引下用幼针抽组织化验,细小如2mm的结节都可以检测到。 从1979 到2009这三十年间,美国的甲状腺乳突癌发病率上升三倍。 癌病在早期就被发现切掉,但死亡率却维持不变。 从研究所得,细小的甲状腺乳突癌是验尸常见的附带发现,当中许多终生都不会恶化。

乳癌的筛查更具争议性。 在上世纪末,几个国家都开展乳癌筛查工作,令乳癌的数字直线上升。 以常理推断,筛查能检出早期癌症,防止其恶化而夺走病人生命,若筛查做得好,那晚期癌症的机率理应逐渐减少,事实并非如此。 显然我们仍未充份掌握早期乳癌病变的自然发展。 当中有些会恶化,但亦可能终生不会再变大,甚或缩小。 若我们将后者都当作普通癌症医治的话,那是过度诊断过度治疗。

其他例子还有主动脉瘤的定义。 一般来说,若瘤的直径达5cm,就要接受手术。 把主动脉瘤的定义下降或能防止某些病人死亡,但亦令更多人接受手术。

治疗本身有风险,过度诊断造成过度治疗,后患更多。 过度使用抗生素令细菌产生抗药性大家都耳熟能详。 长者到公营门诊看病,离开时拿大包小包的药动辄十种以上,副作用可能不少;若毫无征状者因过度诊断动手术发生并发症甚至死亡,更是不值。

过度医疗现今已是世界现象,这不纯是医学课题,其中有制度、经济和医学伦理因素。 在中国大陆,学者惊呼医院以自身的经营业绩为优先,在欠缺专业规范的医疗市场滥做检查,用最最贵的药用最好的仪器诊治最轻微的病征。 在台湾,健保制度被滥用是焦点。

 

三管齐下求转机

一般来说,私营医疗有较大的经济利益诱因过度诊断和过度医治,一些药厂在市场推广上推波助澜。 美国近年尤其关注一些「进取」的推广,以病人倡导(patient advocacy) 为名,做势营销。

在公立医院也有特殊的制度因素做过度的诊断。 有前线医生痛心反映,在「多些来密些手」的日常工作流程,时间是医生最大的「成本」,随手order tests太容易,例如例行快速测试见尿蛋白轻微阳性, 不用想也可继而抽血筛查各种可能性,其中一项验血结果阳性,又衍生下一步的各种检查。 因为没有时间按症状采取观察和逐步诊断,按本子渔翁撒网便最「保险」。 其实也不单是医疗,在步伐急促的香港,「有杀错冇放过」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处事心态。

前辈教授说,时间是最好的诊断家。 合理观察和逐步诊断往往能收到好效果。 然而说到底,行医治疗要面对风险,对「边缘个案」医生能够持保守观望态度吗? 在当今容易诉诸法律的社会,没有跟大队做法的医生,若治疗结果不如人意,要承受被告上法庭的风险。 面对治疗的风险,医生能对边縁个案持观望态度吗? 在当今容易诉诸法律的社会,没有跟大队做法的医生,若治疗结果不如人意,要承受被告上法庭的风险。

改变过度治疗的积习并不容易。 例如切除乳癌的手术,传统方法是把腋下淋巴组织全部切除,造成十分麻烦的淋巴水肿并发症,要经过几十年光景,到长期跟进病人术后达25年的一些论文发表了,手术方法才有所改变。 在信息透明发达的今天,引人新技术的速度越来越快,要等足够数据证明新技术绝不容易。 这还未讨论到病人的角色。

害怕因走漏了不明显的病例而要承担不如意结果,在医生和病人都是一种情意结。 医学在进步,日后或者有更准确的预测病变的知识和技术,但在此之前,医学界和社会要正视过度治疗的问题,从伦理、医学和制度文化反思,三管齐下,才有希望在减风险与减浪费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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