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难题
上星期五《经济日报》有专题写香港病人现今并不容易默认医疗指示（ Advance Directives ，简称 AD ），我也是受访者。 访问的时候，脑子里常在做「身份跳跃」，这是我自己发明新名词，英文可以译作identity hopping。 跳跃的原因是，AD有多个面向，从不同的位置会看见不同的问题，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身份跳跃」可以避免屁股指挥脑袋，或者固执一端。
有一段话是有感而发。 这段话见于报道：「区结成解释，如健康人士太早签默认医疗指示，未有计算将来医疗发展变化，加上未经历严重疾病，医生可能担心签默认医疗指示未必是一个『知情决定』。 不过，区认为问题如不解决，恐反弹压力给前线医护人员，如增加投诉，减低士气，影响医患关系，亦会因不必要抢救增加医护成本。 」
这缘自一个向记者诉苦的病人。 77岁的长者在公院诊断早期胃癌，入院动手术切除后康复，但住院所见所闻令他兴起默认医疗指示的意愿。 这原来大不易，他动手下载了AD表格，但在门诊和医院都难找到人受理。 如果找私营机构签署，又怕机构未必互认。 医管局的指引不是没有承认外面签署AD的方法，但医护人员太忙了，谁有时间兼顾默认医疗指示表格？
我自己有 4 个身份跟这个 AD 难题是相关的。 现在我是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公院AD的设计经多年参与，可算是我半个孩子，见有病人说它不管用，未免有些心翳。 另一个身份是在中文大学做生命伦理学工作，常会讨论生命晚期的病人自主问题。 这不单关乎病人权利，也关乎医疗质素，我觉得社会要好好推进这件事。 第3个身份是前线医疗的过来人，现在我还有子侄辈在前线做医护工作，深知在逐渐呈现危机的医疗系统，医护人员高速工作难以好好打理病人是怎样的一种光景。
最后一个身份是年长中的自己。 我也常在想着做一个AD，但如果这位患过癌的77岁长者还未能顺利进入AD流程， 60 出头未曾大病的我，更是「未到时间」吧？
因此，你不难想象，记者访问我的时候，跟着我 「身份跳跃」，这样瞧瞧又那样看看，跳来跳去，累死罢？ AD这个难题在香港真的是令人累，我这还未跳到救护车人员是否要尊重AD这个难题呢？
有朝 AD 难题不令人累，香港的生命 晚期服务才算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