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難題 (東周刊「一葉一杏林」專欄 11.04.2018)

AD難題

上星期五《經濟日報》有專題寫香港病人現今並不容易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簡稱AD),我也是受訪者。訪問的時候,腦子裡常在做「身份跳躍」,這是我自己發明新名詞,英文可以譯作identity hopping。跳躍的原因是,AD有多個面向,從不同的位置會看見不同的問題,也會有不同的感受。「身份跳躍」可以避免屁股指揮腦袋,或者固執一端。

有一段話是有感而發。這段話見于報道:「區結成解釋,如健康人士太早簽預設醫療指示,未有計算將來醫療發展變化,加上未經歷嚴重疾病,醫生可能擔心簽預設醫療指示未必是一個『知情決定』。不過,區認為問題如不解決,恐反彈壓力給前綫醫護人員,如增加投訴,減低士氣,影響醫患關係,亦會因不必要搶救增加醫護成本。」

這緣自一個向記者訴苦的病人。77歲的長者在公院診斷早期胃癌,入院動手術切除後康復,但住院所見所聞令他興起預設醫療指示的意願。這原來大不易,他動手下載了AD表格,但在門診和醫院都難找到人受理。如果找私營機構簽署,又怕機構未必互認。醫管局的指引不是沒有承認外面簽署AD的方法,但醫護人員太忙了,誰有時間兼顧預設醫療指示表格?

我自己有4個身份跟這個AD難題是相關的。現在我是醫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主席,公院AD的設計經多年參與,可算是我半個孩子,見有病人說它不管用,未免有些心翳。另一個身份是在中文大學做生命倫理學工作,常會討論生命晚期的病人自主問題。這不單關乎病人權利,也關乎醫療質素,我覺得社會要好好推進這件事。第3個身份是前線醫療的過來人,現在我還有子侄輩在前線做醫護工作,深知在逐漸呈現危機的醫療系統,醫護人員高速工作難以好好打理病人是怎樣的一種光景。

最後一個身份是年長中的自己。我也常在想著做一個AD,但如果這位患過癌的77歲長者還未能順利進入AD流程,60出頭未曾大病的我,更是「未到時間」吧?

因此,你不難想像,記者訪問我的時候,跟著我「身份跳躍」,這樣瞧瞧又那樣看看,跳來跳去,累死罷?AD這個難題在香港真的是令人累,我這還未跳到救護車人員是否要尊重AD這個難題呢?

有朝AD難題不令人累,香港的生命晚期服務才算進了一步。

免責聲明
訪談中所有觀點或意見均屬個人性質,一概不代表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