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能有多自主？ 青少年在作出關於自己的重要決定時，能有多大的自主權？對上一次我較為仔細地看這個問題是在兩年多前，當時香港社會在辯論應否放寬法例規定，以容許一名不滿18歲的少女捐贈活體器官給不幸急性肝衰竭的母親。當日社會的主流情緒傾向於同情，認為應該酌情容許例外。那還不止是一種情緒，人們是判斷少女心智成熟有如成人。數字上的年齡是死的，青少年的心智成熟可能因人而異。兩年之後的今天，香港處於凶猛的政治對抗之中，好像給送到另一個宇宙時空。今天來問同一問題：「青少年能有多自主？」情境完全不同了。 香港有保護兒童包括少年的傳統。保護兒童的法例反映了這一點，例如針對青少性行為有最低的合法年齡的規定，與16歲以下的兒童性交是刑事罪行，不可以解釋說這個15歲的少年特別成熟，有能力自主同意。 香港沒有統一的法定年齡。同意性行為的最低年齡為16歲，成人身份證在18歲時發放，但未經父母同意的合法結婚年齡為21歲。 法定年齡不一 法定年齡不一未必是不合理。青少年的自主能力不宜抽空地看，要考慮所作的決定有多複雜和有多大影響。年輕人年滿18歲就可以投票，但21歲或以上才能競選議會席位。邏輯很可能就是，議政是關係重大的，有較高的年齡要求不算不合理。當然也還可以爭論，為何訂在21歲？ 有些法定年齡的差異不大合乎邏輯。例如青少年16歲可以同意性行為，但購買香煙和酒精的年齡為18歲。難道買香煙比性行為更嚴重？ 更矛盾的年齡界線還有：法例容許年滿15歲從事全職工作，年滿13歲就可以兼職工作，但是少年卻不准「獨留在家」，否則父母可能被控疏忽照顧。邏輯在哪裡？難道在家比出外工作更危險？抑或是少年根本不適宜獨處？ 在醫療方面，對青少年的自主也有規定，層次較多，但最少在邏輯上有一致性。一般來說，香以18歲分界，但不是絕對界線。醫務委員會《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守則》）這樣規定：「十八歲以下兒童給予的同意屬無效，除非該名兒童能明白所建議治療的性質和影響。如該名兒童未能明白所建議治療的性質和影響，必須取得兒童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同意。」(第2.12.1條)...

機構有病，員工吹哨？ 在臺北一個生命倫理座談上，我們從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案例談到研究人員的失德行為，以及倫理教育的重要性。然後，我們討論為什麼單是倫理教育並不足以規範專業道德。一位來自愛丁堡的講者深思熟慮，輕聲提出一個問題：在你們的醫療體系中，最困擾醫生和護士的道德兩難處境(ethical...

人工智能武器誰負責？ 去年，我聽到生物倫理學家朋友正在研究有關人工智能(AI)武器系統的責任和控制問題，初時感到有點驚訝。雖然我知道，生物倫理學的範圍確實包括與嶄新科技有關的各種道德倫理爭議，但我以為它所關注的議題，大體上應屬於民間社會的範疇，而軍事戰爭並不在其內。然而我也立即想起，上個世紀後半葉生物倫理學興起，也是與二戰期間犯下的對人類的罪行有關：納粹德國的醫生和科學家對集中營裡的人群進行了可怕的活人實驗，包括兒童。嶄新技術能影響生命、衝擊社會既有的價值座標和秩序，也就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AI武器系統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4日30日，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

醫護專業與病人私隱 六月充滿動蕩和衝突，在緊張複雜的警民與醫療互動中，出現了一個問題：醫護人員有專業責任為病人保密，保護病人的福利，但是否同時需要與警方合作，甚至在某些情況底下違反為病人保密的原則？...

文化差異對（生命）倫理學有多重要？ 四月時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了一場亞太區生命倫理教育研討會議，我們生命倫理學中心的副總監、中大哲學系教授李翰林在會議演講一個有意思的題目，聽者有共鳴。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似乎會對各種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問題便是一例。如果兩個文化在一個問題上互相分歧，兩個意見可以都是對的嗎？如果認為可以，那麼回答這問題的人就是來自「道德相對主義」（moral...

專業倫理的擴充 在上周舉行的醫院管理局周年大會有一個環節以專業倫理為主題。...

個人須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嗎？ 高齡78歲的著名哈佛大學哲學家Thomas...

科研與生命倫理的「國情」 去年11月「賀建奎事件」引發舉世嘩然，在1月21日中國官方新聞渠道發放了廣東省「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調查組的初步結論之後，似乎塵埃落定，但是重要的倫理學課題其實並未好好討論。調查指賀建奎為追逐個人名利，自籌資金，蓄意逃避監管，私自組織研究，進行國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活動。據說其中情節包括偽造倫理審查書、為規避愛滋病帶菌者不得接受輔助生殖的相關規定，策畫他人頂替志願者驗血。這些涉及刑事罪行，將移交公安機關處理。法律與倫理的問題經常有相連之處，但倫理爭議不能被簡化為犯罪違規與否的問題。 2月7日，四位知名的生命倫理學者，翟曉梅、雷瑞鵬、朱偉、邱仁宗，聯名在美國Hastings...

我看公共醫療危機 農曆新年前，前線醫生和護士站出來，抗議公立醫院病房在冬季流感潮底下的可怕狀況。媒體紛紛說，公立醫院病房「爆煲」了。在公眾議論最熱烈時，我婉拒了出席一個公開論壇的邀請。邀請者蘇先生是我欣賞的一個節目主持人，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節目，拒絕時便感到有些歉意。我解釋說，對於這個課題，我的想法不能在情緒最熾熱的時候好好表達。而且，我兩年前才從醫管局的管理崗位退役，現在無論是在論壇講解管理的挑戰還是批評現況，都不大合適。 還有一個理由是，論壇的形式需要在舌劍唇槍中用三言兩語就講得清楚和表態。我不介意舌劍唇槍甚至擦出一些火花，但這兩年間自己對醫療困局的思考，無論在內容還是方法上，都漸漸用上了倫理學的角度。倫理學的角度不易用三言兩語就講清楚，在高速對話中，倫理學的角度更容易被指「離地」。 在我的下一代當中有前線醫生和護士，他們盡心工作打得捱得，但也很認同醫生和護士工會是表達了他們的不滿。我們常有交談，因此我可以相當肯定自己在思考的事情並不「離地」，但這也一定不是「大路」的想法。 依我觀察，類似的不滿在去年和前年也有出現，媒體用「公立醫院爆煲」起標題也有好幾年了。今次與以前有兩點不同：第一是表達憤怒的強烈程度和得到的廣泛關注都是前所未見；第二是今次前線醫護人員，無論在接受訪問或是自發寫文章，都能鮮明而細微地描繪出醫院內惡劣的工作環境，令不滿的情緒變得立體地有血有肉。 出現各執一端 我也注意到，一些輿論領袖和資深的私家醫生加入了議論，評論文章擲地有聲，而為危機把脈獻策的人也不少。這卻出現「各執一端」的現象，也就是說，各個論者依其洞見，聲稱已經為危機作出了無可置疑的「確診」，但他們的診斷卻各自不同：有人斷定主因是醫管局管理不善(或疏於改進)...

「賀建奎事件」給2019年的兩份功課 權威科學期刊《自然》（Nature）發布2018年度十大科學人物榜，賀建奎位列榜單之中，但是以「反面人物」入選。他進行的「基因編輯嬰兒試驗」震動世界，「世界第一」並沒有帶來美譽。《自然》的特寫文章說，「他在世界舞台上登場得匆匆，消失得也匆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