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臨終的病人，最後一段時間本來就是難過的。同樣，對於親人，失去至親的悲哀之情，可以是痛徹心扉的，需要關懷和梳理。然而，在疫情之下，家屬受限於種種嚴格的防疫措施，最嚴厲的時期甚至無法親身舉辦和出席逝去親人的葬禮。這意味著他們被剝奪了最後的表達哀傷的機會和權利。不能與彌留的親人近距離肌膚接觸，來不及悲傷和哀思，亦沒有機會好好宣洩離別的情感，這種種情況都會為家屬帶來精神創傷和遺憾。 2022年3月，上海爆發新一波新冠疫情，浦東新區是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該地區的長航醫院在2015年被評為「上海市癌痛規範化治療示範病房」，其專業的臨終關懷病房在疫情爆發後一直堅持運轉。醫護人員在防疫封控下仍盡可能地為癌症患者提供優良的照護服務，但正如腫瘤科醫生張琇文所說，「無論我們多麽用心地照顧病人，都比不上他們自己家人的陪護所能帶來的安慰」。據張醫生回憶，患者中有一位年紀很大的老先生，癌症晚期，聽力受損，妻子每天陪伴在側，幾十年從未分開過。但由於此次疫情嚴重和封控措施，老先生的妻子無法到醫院陪護。從此，老先生情緒低落、焦慮、對醫護人員愛答不理、抗拒接受任何治療和照護，最後甚至出現了用頭撞床的自殘傾向。 在香港，臨終患者和家屬因阻隔而產生的悲傷也同樣存在。據一位來自伊利沙伯醫院的專科醫生Helen描述，在照護確診患者期間，讓她最為感觸的，是一位患有癌症末期的男病人，他唯一的臨終心願就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惟因疫情管控，家人無法相伴在側，在他彌留之際，只能隔著玻璃互相道別，最終孤單離世。疫情下患者與親屬之間這種肉身、觸感、以及生死間的阻障，給他們造成了或許一生都無法彌補的創傷、悲痛和遺憾。 意義重大 臨終陪伴不止是人道需要。對於臨終患者來説，家庭往往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和信心來源。筆者在與晚期癌症病人及家屬的訪談中曾瞭解到，大多數受訪者認爲家庭的適度參與和陪伴可以為病患減輕心理負擔和精神壓力，提高他們與病魔抗爭的自信心，增加安全感。多個研究也表明，陪伴和相處能夠增進家庭間的溫情，有效地提高患者有限的生命質量，維護他們的死亡尊嚴。然而，疫情防控安排破壞了家庭内親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忽略了臨終患者情感需求，患者感受到更多的是家庭分离而带来的强烈的情感痛苦、孤独死亡的無力和恐懼、以及無法表達的告别。 在生命末期階段，癌症患者往往面臨著複雜的臨終醫療選擇問題，例如是否使用呼吸機、是否插管、是否進行心肺復蘇等等。無論是從西方生命倫理學尊重自主（Respect...

政府行將換屆，自必有各種新的政策構想，但是有一項立法工作已經接近提上立法會的階段，現屆政府做了很多準備，筆者企盼它在不太久的日子後能夠實現。這是在香港為「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最近無線電視TVB《金宵大廈2》因為演員黃婉華在第4個單元《姐姐》劇中飾演菲律賓外傭時把自己的面「塗黑」（Brownface），引來關注與爭議。討論源自於法新社港澳台分社主任泰勒4月13日的一則推特，推文中質疑為何在這個世代香港傳媒還會有「塗黑臉」來飾演其他人種的安排。TVB隨後在4月14日發表道歉聲明，強調絕無意在任何節目中表達不尊重或歧視任何國籍，並向可能受此事影響之人士表達歉意。該劇隨即下架，經刪剪再播放。4月20日，黃婉華亦向受此事影響人士表示歉意。這事件並不入於生命倫理學的傳統範圍，但生命倫理學作為應用倫理學，對社會平等的關注和判斷是非的方法，或者亦可提供有用的視點。 事件在國際輿論發酵外，也引來在港菲律賓人士的強烈不滿。批評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將臉及身體塗上棕色這種Brownface行為是有用來譏嘲有色人種的歷史背景，所以本身已經涉及種族歧視；（二）這個角色進一步延續港人對於外傭的刻板印象；而（三）電視劇可以聘請合法的菲律賓人來演這個角色。 第一類批評針對的是「塗黑臉」這個帶有種族主義的行為。「塗黑臉」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早期的美國。當時美國還是奉行奴隸制度，黑臉扮裝表演（Minstrel...

生命倫理領域自六十年代成雛形，教學則於七、八十年代在歐美醫學界慢慢發展。1987年，負責認可美加醫學機構的醫學教育評鑑委員會（Liaison...

Advance Directive (簡稱AD）在香港通譯為「預設醫療指示」，在中國内地稱爲「預立醫療指示」。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劇、醫療水平的進步、以及人們對生命價值的追求，提倡「自主決策」、「尊嚴死亡」的呼聲不斷增强。對AD的推動最先來自民間和醫學界。2006年。一位名為羅點點的女士創立了「選擇與尊嚴」網站，其宗旨是提倡尊嚴死亡，呼籲醫療自主決策權，推廣AD在中國内地的實施。筆者的博士論文以内地預設醫療指示的發展和困難為主題，本文就其中的觀察略為介紹。 2011年6月，「選擇與尊嚴」網站推出首個AD的民間版本，以「我的五個願望」為中心，即：1）我要或不要什麽醫療服務；2）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Life-sustaining...

生命倫理學的興起，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在最初階段得益於神學家和持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家，開闢蹊徑，喚起對新時代新課題的關注。短短數年間學術成形，對政策漸生影響力，但它卻與宗教思想疏離了，有學者甚至認為要完全排拒宗教觀點於門外，理由是基於信仰的立場與立足於理性的倫理討論杆格不入。 兩者的隔閡有沒有疏解的可能？如果能回溯至半世紀前那段生機勃勃的對話時光，可能會有些啟示。 對於神學家在早年如何開闢生命倫理學和奠基，寫來最親切明確的是前年剛逝世的Albert...

上月(12 月)11 日，瑞士新聞資訊媒體...

2020 年初至今Covid-19大流行，全球竭力抗疫，看似無暇理會與抗疫無關的醫療議程，但也有例外：安樂死合法化運動在好些國家取得重大進展。這乍看是矛盾的：一方面，抗疫的主導思想是盡力減少死亡，不惜(或迫不得已地)...

全球Covid-19大流行，抗疫至今已近兩年，各國推展疫苗接種有快有慢，抗疫策略有緊有寬，正反的經驗和教訓累積不少，但是未見到出路。各國政府多在考慮放棄Zero-Covid(「清零」)目標，走向「與病毒共存」，如英國在7月中宣佈全面一次過解除抗疫限制，其次是以色列，之後是新加坡，然後是新西蘭和南韓。香港正在努力爭取與內地通關，商討的焦點反而在如何進一步收緊措施，嚴防不明源頭的新個案，沒有空間談抗疫出路。英國、以色列、新加坡等地放寬之後即時見到疫情復熾，對醫療系統做成重大壓力，有需要檢討調整，這當然強化了堅持清零的一方的定見，絕對不應該走向「與病毒共存」。 Covid-19疫潮來到今天，或者可以視為抗疫戰的中期。在抗疫的第一年，一些國家地區的醫療系統告急甚至瀕於崩潰，十分慘烈，有很大的恐慌性。進入中期，各種爆發和再爆的情景都已見過，疫苗的保護作用(未能形成集體屏障，但能大幅減少嚴重的入院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