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章專欄
新冠狀病毒肆虐大半年，全球死亡人數至年10月初已逾百萬，疫情仍然看不見終點，即使至今尚能有效抗疫的地區也受不了社會經濟長期在半凍結狀態。現在說全世界在翹首以待新冠疫苗，也不算是誇張的描述。這是一項世界大賽，各地的科研團隊以歷史上從未有的速度開發200多種新冠疫苗，其中9種進入了第三期臨床試驗(phase...
內地支援香港進行一次大型的新冠狀病毒病社區檢測，在爭議之下終於完成。病毒核酸測試可以用於社區檢測，在全球疫潮很早已經有例子。在香港第二波疫情，袁國勇教授在3月中就曾提出建議，在社區抽樣測試以了解病毒的流行程況，作為抗疫的輔助參考。在7月疫情第三波，衛生署有向爆發個案的社區派發樣本瓶，這也是社區病毒檢測。因為檢測目標明確，沒有什麼爭議。
8月1日，國家衛建委宣佈，應香港特區請求派員赴港協助抗疫，包括擴大社區病毒檢測的能力。這觸發了含有濃濃的政治味道的爭議，特別因為港區國安法剛實施，民情不穩，有些情緒牽連了對社區病毒檢測的觀感。
反對聲音最初針對來港執行測試任務的內地人員的資歷，之後又謠傳說檢測收集的樣本有可能變成收集「全民DNA」以供國家安全用途。政府一再強調所有樣本不會送往內地，但是因為去年至今政府的公信度一直薄弱，大力保證也難以有效闢謠。8月初，我接受《明報》一次訪問，有機會稍加解說：化驗既是針對病毒，得出的是與病毒相關的資料，並非人體DNA數據，況且化驗病毒的設施與人體基因組排序的實驗室根本是不同的設置。
「港版健康碼」亂視聽
本來，把社區病毒檢測扣上被公安使用的憂慮無大說服力，不會炒熱多久，但恰巧有身為行政會議成員的政黨人士公開建議政府推出「港版健康碼」，就無意中踩進了公共衛生倫理的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問題。這構思建議，規定任何市民也要經過病毒測試陰性，佩戴著健康碼才可以出入主要公共地方，在商場、食肆使用。這馬上攪亂了社區病毒檢測的本意。內地協助香港進行檢測的目的本來已經不太明晰，至此更是模糊不清，甚至令一些「監視市民」的疑雲再起。
在公共衛生倫理，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限制市民個人自由，一方面可能是有其需要，另一方面卻必需抗拒過度使用權力。政府有意識有紀律地尊重個人自由(包括生活上出入往來)是十分重要的。政黨人士構思的港版健康碼，為商場、食肆救亡，以為藉著健康碼，起碼部分市民能放心走出來消費，這就忽視了嚴肅的問題：如此應用病毒檢測，無異於先行剝奪市民自由進入商場等地方的權利。限制所有人出入公共地方，與商場食肆救亡的目標是完全不相稱的，違反了公共衛生倫理的「相稱原則」(...
現代醫學立足於科學，由西醫主導，現代醫學倫理原則立足於西方的道德哲學，兩者都具普世性，但中醫在華人社會依然有其位置，在中國大陸更有政策維護。那麼，在醫學倫理領域，中國的傳統價值觀，特別是儒家思想，是否也可以得到有份量的現代地位？這並非異想天開。在我現今工作的生命倫理學範圍，一直有學者認真探索和提倡建設中國生命倫理學。
我年輕時對哲學有興趣，入門是從儒家哲學開始，大學二年級去德國做暑期工，帶了一本《論語》上路細讀，思考當時還有點熱度的中西文化異同問題。近日得空暇，從頭略讀了一遍《論語》，有些想法可以分享。
有學者嘗試把儒家思想注入醫學倫理，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期望儒家哲學能成為別樹一幟的道德理論，從而在現代醫學倫理學得一席位；另一面是期望現代醫學從尊重多元文化出發，也能照顧到中國人病者與家庭的儒家社會特性。在現代醫學教育本來就有尊重多元文化的主張，即使強調科學為本的循證醫學(evidence...
第一個人類基因組圖是在2003年耗資數以億元才完成的。接下來的十多年，基因排序科技爆發力量，到2015年前後，基因組醫學的發展前景好像一片光明。通常我們以為醫學作為科學，是客觀和價值中性的，但基因組醫學從一開始就是有些浪漫的願景，結合了醫療可以...
政府在五月十四日公布《香港基因組醫學發展策略》，展示發展藍圖。我參與了督導委員會和下面專題小組為期一年多的工作，那天也出席了媒體發佈，感覺正面。感覺良好不單是因為有份參與，而是委員會的成員都致力解決難題以玉成其事，各有所長的專家共同推敲，問題得以深入討論而形成決策方向。此外支援委員會的局方研究團隊異常出色，採集世界各地的資料完整和對焦，工作便事半功倍。還有是難得的時機：主要的工作在2018年進行，在去年社會抗爭撕裂之前完成。現在香港經歷Covid-19，再掀嚴厲的政治鬥爭，回頭看，好像另一個世界了。
第一個人類基因組圖是在2003年耗資數以億元才完成的。接下來的十多年，基因排序科技爆發力量，到2015年前後，基因組醫學的發展前景好像一片光明。通常我們以為醫學作為科學，是客觀和價值中性的，但基因組醫學從一開始就是有些浪漫的願景，結合了醫療可以...
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最終命名為COVID-19)疫症始於2019年12月，踏入2020年在全國大爆發後波及全球。香港早於1月4日啟動嚴重應變級別，1月8日已把「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列入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名單，起點並不遲緩，但之後的應對有些猶豫，到2月中旬才站穩陣腳。背景因素當然有影響：經歴七個月反修例突之後，社會積累許多創傷，有些負面情緒甚至可以說夾著痛恨。面對民情牴觸，政府較難從洶湧批評中擷取有用的抗疫意見。
大規模的瘟疫從來都會衝擊醫療系統，釀成社會矛盾，這其實是公共衛生倫理的常設課題，並不是因為「被政治化」才出現挑戰，政治張力只是把挑戰放大了。
例子之一是2月初公立醫院員工的罷工行動，數千名人員參與，佔了醫院管理局前線員工一成以上。這次行動不是按章工作式的抗爭，而是基本上離開崗位，這在香港醫療史上是首次，若是疫症發生在一年前，相信罷工不可能出現。醫護人員罷工自然有人反對，包醫學界的領袖，然而民意似乎多過一半人支持行動，因為行動的訴求是要特區政府全面關閉關口（「封關」），要阻截新型冠狀病毒輸入本港。訴求有相當的說服力，那是來自香港2003年的沙士記憶：當年公立醫院苦戰瀕於崩潰，全港8名醫護及健康服務人...
免責聲明
訪談中所有觀點或意見均屬個人性質，一概不代表香港中文大學生命倫理學中心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