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时任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建奎宣布全球首宗经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婴诞生，这项「世界第一」惹来国内外交相指责，他被拘留调查，不闻消息，直至上周初内地报道他被一审宣判干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那对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的情况没有公布。基因编辑婴儿是否一个「疯狂科学家」的犯罪故事而已？本栏在2019年1月的一篇文章提出，「贺建奎事件」留给2019年两份有迫切性的功课：给中国的功课是如何建立或改进对科学研究和人体科技试验的管治；给科学界的功课是：能否厘清基因组编辑(genome...

这篇文章是在新西兰南岛南端的城市邓尼丁写的，写时理工大学的围困还未解。早一星期我离港时，围困争持激烈，街上聚众声援，警方以催泪弹驱散，连伊利沙伯医院也受到波及。抵达邓尼丁，为我办理入住旅馆手续的是一位衣着整齐、谈吐斯文的先生，礼貌地问我来参加什么会议，我说关于法律和伦理。他又问我从哪里来，听到「香港」二字，就敏捷地反应道：「那你一定有很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可谈了！」其实我来是谈香港最近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的公众咨询。这位接待的先生似乎很清楚香港的困境，轻轻说：「双方坚持不退让，就没法解决了。」我后来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律师。 这篇文章刊出时，惨烈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半年，期间许多既有的价值规范严重破损。有人哀叹香港回不去了，甚至说，this...

香港劫难未过，社会撕裂之外，公众对政府的基本信任也在快速蒸发。近例是食物及卫生局长在电视访问中解说，催泪弹对身体造成不适仅是短暂，水炮车的颜色水剂亦是无毒，大多数市民人若非完全不信，也会觉得这是对公共健康风险的轻描淡写。此时期，食卫局一些重要的政策事项仍在推进，祈盼社会公众有成熟的就事论事的底子去看待。事项一是9月初食物及卫生局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向公众咨询；事项二是年初成立的基因组医学督指导委员会近期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将就发展路向提出建议。我在两个事项都有些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一些意见。本文针对后者基因组医学范围的生物样本库(biobank，简称生物库)...

青少年能有多自主？ 青少年在作出关于自己的重要决定时，能有多大的自主权？ 对上一次我较为仔细地看这个问题是在两年多前，当时香港社会在辩论 应否放宽法例规定，以容许一名 不满18岁的少女捐赠活体器官给不幸急性肝衰竭的母亲。...

机构有病，员工吹哨？ 在台北一个生命伦理座谈上，我们从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案例谈到研究人员的失德行为，以及伦理教育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讨论为什么单是伦理教育并不足以规范专业道德。一位来自爱丁堡的讲者深思熟虑，轻声提出一个问题：在你们的医疗体系中，最困扰医生和护士的道德两难处境(ethical...

人工智能武器谁负责？ 去年，我听到生物伦理学家朋友正在研究有关人工智能(AI)武器系统的责任和控制问题，初时感到有点惊讶。虽然我知道，生物伦理学的范围确实包括与崭新科技有关的各种道德伦理争议，但我以为它所关注的议题，大体上应属于民间社会的范畴，而军事战争并不在其内。然而我也立即想起，上个世纪后半叶生物伦理学兴起，也是与二战期间犯下的对人类的罪行有关：纳粹德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对集中营里的人群进行了可怕的活人实验，包括儿童。崭新技术能影响生命、冲击社会既有的价值坐标和秩序，也就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AI武器系统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4日30日，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医护专业与病人私隐 六月充满动荡和冲突，在紧张复杂的警民与医疗互动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医护人员有专业责任为病人保密，保护病人的福利，但是否同时需要与警方合作，甚至在某些情况底下违反为病人保密的原则？ 这个问题并不是香港独有的，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本文取材自英国两篇相关文章，并因应香港的情况加以剪裁和说明。 尊重病人私隐，为病者保密，这是专业责任，比普通机构保护个人资料的最低法律要求更严肃，因为医患关系不止是一般的服务合约关系，更有严肃的病人对医护专业的信托。保密是维护医生与病人之间信任的核心，如果病人对医生能为他保密没有信心，就会隐瞒病情，医治就失去基础。自古以来，医生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医德，近代《日内瓦宣言》进行了更新，无论新旧，都把保护病人私隐看得很重。医务委员会和医学会的伦理守则亦贯彻《日内瓦宣言》原则。 为病者保密的义务不是绝对的，但任何违反保密期望的决定为都必须视为例外，披露数据要遵循正确的原则。 在征得病者同意的情况下披露资料当然没有违反保密要求，前提是病人的同意必须是自愿的，而且充分知情，包括知道披露数据的后果。有些情况下，获取病人同意并不可能，例如在深切治疗病房昏迷的病人，医生可能要从病人利益出发，与家人商讨病情作医治决定，这是默许同意的推定。 依法律要求披露 其次是依法律要求而向他方提供信息。这通常是警方。这是一个可能会令人困惑的范围。临床工作上医护人员必须注意，警方并没有要求披露病人数据的自动权力，也没有要求提供医疗纪录的自动权利。如属必须，警方需要取得法院命令。但是，在警方进行调查时，医护人员不得向警方故意提供不正确或误导性的资料。 举例而言，如果病者在交通事故发生被送进深切治疗部，而一名警官要求医护人员抽取血液样本进行酒精测试以助法医调查，医护首先要知道这是否法例要求，因为样本必须是合法的，否则法院不能使用其化验结果。这些程序应该由书面提出请求，并经确认其为合理。 较少争议的例子是防止恐怖主义，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要求专业人员向警方通报任何可能有助于防止恐怖主义行为的信息，或协助逮捕或起诉恐怖分子。这与当前香港的情景无关，没有人认为在示威冲突中受伤(即使是橡胶子弹所伤)...

文化差异对（生命）伦理学有多重要？ 四月时中文大学医学院主办了一场亚太区生命伦理教育研讨会议，我们生命伦理学中心的副总监、中大哲学系教授李翰林在会议演讲一个有意思的题目，听者有共鸣。他指出，不同的文化似乎会对各种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子女对父母的孝顺问题便是一例。如果两个文化在一个问题上互相分歧，两个意见可以都是对的吗？如果认为可以，那么回答这问题的人就是来自「道德相对主义」（moral...

专业伦理的扩充 在上周举行的医院管理局周年大会有一个环节以专业伦理为主题。 我应邀讲一个与专业伦理有关的自选题目。我选择分享最近常在思考的一个范围：医学专业是否来到一个时代，需要我们较为宽广地检视它的传统关注范围，以至反思传统的专业视野。这些思考，半是缘于观察近年医学界如何在一些新闻事件和公共议题上常常处于自辩的位置，不但看来局促被动，有些意气反应更显得defensive。我的看法是十分初步的，其中含有生命伦理学的角度。 在来到现在的中文大学岗位之前，我也有应邀在两间大学的硕士课程作客座教学。这是一些提供给医疗专业人员的硕士课程，范围是作医学伦理和医疗伦理。在开讲时我常会借机会展示一张PowerPoint幻灯片，浅谈一下专业伦理(professional...

个人须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吗？ 高龄78岁的著名哈佛大学哲学家Thomas M. Scanlon今年1月18日来中文大学生命伦理中心的年度Lanson Lecture主讲，我们请来香港大学陈祖为教授作评论响应，效果十分好。Scanlon有名著《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