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立足于科学，由西医主导，现代医学伦理原则立足于西方的道德哲学，两者都具普世性，但中医在华人社会依然有其位置，在中国大陆更有政策维护。那么，在医学伦理领域，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思想，是否也可以得到有份量的现代地位？这并非异想天开。在我现今工作的生命伦理学范围，一直有学者认真探索和提倡建设中国生命伦理学。 我年轻时对哲学有兴趣，入门是从儒家哲学开始，大学二年级去德国做暑期工，带了一本《论语》上路细读，思考当时还有点热度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近日得空暇，从头略读了一遍《论语》，有些想法可以分享。 有学者尝试把儒家思想注入医学伦理，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期望儒家哲学能成为别树一帜的道德理论，从而在现代医学伦理学得一席位；另一面是期望现代医学从尊重多元文化出发，也能照顾到中国人病者与家庭的儒家社会特性。在现代医学教育本来就有尊重多元文化的主张，即使强调科学为本的循证医学(evidence...

去年下半年社会冲突，紧接着是新病毒瘟疫，把伦理学中心各方面的活动和发展都拖住了，计划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幸而在新的学年我们要接手统筹医学生的伦理学课程，因而让日常工作得到新的重心。在疫情下，从3月至5月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家居模式工作，我趁空档整理了多年来在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不同范畴的演讲和授课材料，重读一篇文章时印证了自己对医学伦理教育的想法。这是一篇检阅回顾的文章，问的是：医学伦理教育现时身在何处？要往何处去？焦点在：医学伦理应该教什么？医学生要学什么？ 直觉地想，医学伦理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自明的：培育「有医德」的医生。医德也不难界定，传统的核心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在中国传统是「仁心」(compassion)。放置于现代医疗服务，医德的特征需要扩充：「尊重」(respect)、「诚实」(honesty)...

政府在五月十四日公布《香港基因组医学发展策略》，展示发展蓝图。我参与了督导委员会和下面专题小组为期一年多的工作，那天也出席了媒体发布，感觉正面。感觉良好不单是因为有份参与，而是委员会的成员都致力解决难题以玉成其事，各有所长的专家共同推敲，问题得以深入讨论而形成决策方向。此外支持委员会的局方研究团队异常出色，采集世界各地的资料完整和对焦，工作便事半功倍。还有是难得的时机：主要的工作在2018年进行，在去年社会抗争撕裂之前完成。现在香港经历Covid-19，再掀严厉的政治斗争，回头看，好像另一个世界了。 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图是在2003年耗资数以亿元才完成的。接下来的十多年，基因排序科技爆发力量，到2015年前后，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前景好像一片光明。通常我们以为医学作为科学，是客观和价值中性的，但基因组医学从一开始就是有些浪漫的愿景，结合了医疗可以...

周前应邀到香港儿童医院在网上讲了一堂伦理课，主题是抗疫中的深切治疗服务应当如何配给(rationing)。 邀请是在四月初收到的，当时香港在危机边缘，市民从全球恶化中的COVID-19大潮回港，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十宗，全城关注一旦小区出现大爆发医院能否承受，会不会出现意大利的悲惨情况，医生要被迫放弃一些危急的病人。不少记者问同一条问题：深切治疗病床和呼吸机用尽时，怎样决定该放弃哪些病人？...

全球疫情在最严峻阶段，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惨烈，公报的死亡人数早已超过瘟疫的震央中国。早在 3 月上旬，有报道说，意大利一些医院不得不作出困难决定，深切治疗病床不能再收年老的确诊病人，麻醉学专科发指引协助前线医生取舍。那时其他国家地区还在旁观，直至它们也被疫潮正面冲击才知道凶险。当时美国的疫情才刚刚开始紧张起来，纽约州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最终命名为COVID-19)疫症始于2019年12月，踏入2020年在全国大爆发后波及全球。香港早于1月4日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已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入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名单，起点并不迟缓，但之后的应对有些犹豫，到2月中旬才站稳阵脚。背景因素当然有影响：经歴七个月反修例突之后，社会积累许多创伤，有些负面情绪甚至可以说夹着痛恨。面对民情抵触，政府较难从汹涌批评中撷取有用的抗疫意见。 大规模的瘟疫从来都会冲击医疗系统，酿成社会矛盾，这其实是公共卫生伦理的常设课题，并不是因为「被政治化」才出现挑战，政治张力只是把挑战放大了。 例子之一是2月初公立医院员工的罢工行动，数千名人员参与，占了医院管理局前线员工一成以上。这次行动不是按章工作式的抗争，而是基本上离开岗位，这在香港医疗史上是首次，若是疫症发生在一年前，相信罢工不可能出现。医护人员罢工自然有人反对，包医学界的领袖，然而民意似乎多过一半人支持行动，因为行动的要求是要特区政府全面关闭关口（「封关」），要阻截新型冠状病毒输入本港。要求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是来自香港2003年的沙士记忆：当年公立医院苦战濒于崩溃，全港8名医护及健康服务人...

农历新年前提早动笔写这一篇，刚写好，新冠状病毒肺炎就从武汉来到香港了。才一个月之前(1月10月) ，我在中文大学一个公开讲座日讲着这个题目：「如何面对一场精神创伤疫潮」，来的人很多，几百座位全满，可见很多人热切关心精神创伤这个题目。一年前我在同一场合讲基因编辑婴儿，是火热话题，也只有七成听众。我谈了一些医学，然后扩阔到其他角度，关于「受创伤的小区(traumatized...

2018年11月，时任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建奎宣布全球首宗经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婴诞生，这项「世界第一」惹来国内外交相指责，他被拘留调查，不闻消息，直至上周初内地报道他被一审宣判干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那对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的情况没有公布。基因编辑婴儿是否一个「疯狂科学家」的犯罪故事而已？本栏在2019年1月的一篇文章提出，「贺建奎事件」留给2019年两份有迫切性的功课：给中国的功课是如何建立或改进对科学研究和人体科技试验的管治；给科学界的功课是：能否厘清基因组编辑(genome...

这篇文章是在新西兰南岛南端的城市邓尼丁写的，写时理工大学的围困还未解。早一星期我离港时，围困争持激烈，街上聚众声援，警方以催泪弹驱散，连伊利沙伯医院也受到波及。抵达邓尼丁，为我办理入住旅馆手续的是一位衣着整齐、谈吐斯文的先生，礼貌地问我来参加什么会议，我说关于法律和伦理。他又问我从哪里来，听到「香港」二字，就敏捷地反应道：「那你一定有很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可谈了！」其实我来是谈香港最近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的公众咨询。这位接待的先生似乎很清楚香港的困境，轻轻说：「双方坚持不退让，就没法解决了。」我后来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律师。 这篇文章刊出时，惨烈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半年，期间许多既有的价值规范严重破损。有人哀叹香港回不去了，甚至说，this...

香港劫难未过，社会撕裂之外，公众对政府的基本信任也在快速蒸发。近例是食物及卫生局长在电视访问中解说，催泪弹对身体造成不适仅是短暂，水炮车的颜色水剂亦是无毒，大多数市民人若非完全不信，也会觉得这是对公共健康风险的轻描淡写。此时期，食卫局一些重要的政策事项仍在推进，祈盼社会公众有成熟的就事论事的底子去看待。事项一是9月初食物及卫生局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向公众咨询；事项二是年初成立的基因组医学督指导委员会近期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将就发展路向提出建议。我在两个事项都有些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一些意见。本文针对后者基因组医学范围的生物样本库(biobank，简称生物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