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个若断若续的话题，上月法庭一宗判案掀起小小注意。案件发生于2020年1月，58岁被告在住所烧炭杀死54岁患末期肺癌的太太。主审法官决定从寛，只判感化，但提了一句，这类悲剧不时发生，(香港)是否要考虑修例，处理在极端情况下如何照顾临终病人的意愿。法官说这要交由政策制定者及专家讨论，由政府决定怎样做。   《文汇报》跟进查询，医务卫生局回复：「安乐死在大部分先进国家及地区均属于非法行为，香港亦如是，且不符合医护人员的专业守则。安乐死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争议性的议题，牵涉对医学、社会、道德、伦理及法律等不同层面的影响，任何关乎生命的课题都必须慎重处理，政府现时并无计划就安乐死合法化一事进行检讨或咨询。」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每年有900人轻生，独居长者情况尤其值得关注，面对疫情，他们更缺乏支持，...

对于临终的病人，最后一段时间本来就是难过的。同样，对于亲人，失去至亲的悲哀之情，可以是痛彻心扉的，需要关怀和梳理。然而，在疫情之下，家属受限于种种严格的防疫措施，最严厉的时期甚至无法亲身举办和出席逝去亲人的葬礼。这意味着他们被剥夺了最后的表达哀伤的机会和权利。不能与弥留的亲人近距离肌肤接触，来不及悲伤和哀思，亦没有机会好好宣泄离别的情感，这种种情况都会为家属带来精神创伤和遗憾。 2022年3月，上海爆发新一波新冠疫情，浦东新区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长航医院在2015年被评为「上海市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其专业的临终关怀病房在疫情爆发后一直坚持运转。医护人员在防疫封控下仍尽可能地为癌症患者提供优良的照护服务，但正如肿瘤科医生张琇文所说，「无论我们多么用心地照顾病人，都比不上他们自己家人的陪护所能带来的安慰」。据张医生回忆，患者中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老先生，癌症晚期，听力受损，妻子每天陪伴在侧，几十年从未分开过。但由于此次疫情严重和封控措施，老先生的妻子无法到医院陪护。从此，老先生情绪低落、焦虑、对医护人员爱答不理、抗拒接受任何治疗和照护，最后甚至出现了用头撞床的自残倾向。 在香港，临终患者和家属因阻隔而产生的悲伤也同样存在。据一位来自伊利沙伯医院的专科医生Helen描述，在照护确诊患者期间，让她最为感触的，是一位患有癌症末期的男病人，他唯一的临终心愿就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惟因疫情管控，家人无法相伴在侧，在他弥留之际，只能隔着玻璃互相道别，最终孤单离世。疫情下患者与亲属之间这种肉身、触感、以及生死间的阻障，给他们造成了或许一生都无法弥补的创伤、悲痛和遗憾。 意义重大 临终陪伴不止是人道需要。对于临终患者来说，家庭往往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和信心来源。笔者在与晚期癌症病人及家属的访谈中曾了解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家庭的适度参与和陪伴可以为病患减轻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提高他们与病魔抗争的自信心，增加安全感。多个研究也表明，陪伴和相处能够增进家庭间的温情，有效地提高患者有限的生命质量，维护他们的死亡尊严。然而，疫情防控安排破坏了家庭内亲人之间的情感连结，忽略了临终患者情感需求，患者感受到更多的是家庭分离而带来的强烈的情感痛苦、孤独死亡的无力和恐惧、以及无法表达的告别。 在生命末期阶段，癌症患者往往面临着复杂的临终医疗选择问题，例如是否使用呼吸机、是否插管、是否进行心肺复苏等等。无论是从西方生命伦理学尊重自主（Respect...

政府行将换届，自必有各种新的政策构想，但是有一项立法工作已经接近提上立法会的阶段，现届政府做了很多准备，笔者企盼它在不太久的日子后能够实现。这是在香港为「预设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s，简称AD)立法，去年本栏曾简介政府的立法建议。(〈立法有助预设医疗指示〉，2021年9月13日。)本文承接了那篇文章一些焦点，退一步讲述基本的概念，也谈谈是项立法对病人和医护人员的重要性。为什么需要退一步讲？是因为预设医疗指示立法的背后有重要的伦理学原则，在香港的实践也有具体的背景脉络。清晰的概念应会有助稳步向前走。  第一个概念应该引用香港医务委员会专业守则(「守则」)第34节有关「对末期病人的护理」的条文，其中明确表明，「当病人危殆时，医生的责任是小心照顾病人，尽可能令病人在少受痛苦的情况下有尊严地去世。医生要尊重病人对控制其症狀措施的自主权…」(34.1段)，而「停止给垂死病人提供依靠机械的维持生命程序或撤去有关程序并非安樂死。」(34.3段)  不可与安樂死混为一谈，是至为重要的概念。不少病人在生命末期不想不由自主地依靠各种维持生命程序延长日子，自主拒绝某些维持生命的治疗，是受法律保障的权利。「守则」2.1段列明，「在法律上，医生不得向不同意接受治療的病人施行诊断程序及医治。医生这样做可被起诉侵权(如殴打)，或被控如伤人及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等刑事罪行。」  预早决定应得尊重 第二个概念是，病人可以预早作出决定，日后在特定情况底下拒绝接受某些维持生命的治疗，无论在法律或伦理学角度，预早指示和当场拒绝治疗应该同样得到尊重。  尊重预早作出决定当然也就是AD的核心要求。据政府于2019年的公众咨询文件，透过AD，「作出指示的人在自己精神上有能力作出决定时，指明自己一旦无能力作决定时所拒绝的治疗。」在目前医管局的应用上，指示通常由患有严重、不可逆转的疾病的病人透过预设照顾计划(advance...

最近无线电视TVB《金宵大厦2》因为演员黄婉华在第4个单元《姐姐》剧中饰演菲律宾外佣时把自己的面「涂黑」（Brownface），引来关注与争议。讨论源自于法新社港澳台分社主任泰勒4月13日的一则推特，推文中质疑为何在这个世代香港传媒还会有「涂黑脸」来饰演其他人种的安排。TVB随后在4月14日发表道歉声明，强调绝无意在任何节目中表达不尊重或歧视任何国籍，并向可能受此事影响之人士表达歉意。该剧随即下架，经删剪再播放。4月20日，黄婉华亦向受此事影响人士表示歉意。这事件并不入于生命伦理学的传统范围，但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对社会平等的关注和判断是非的方法，或者亦可提供有用的视点。 事件在国际舆论发酵外，也引来在港菲律宾人士的强烈不满。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将脸及身体涂上棕色这种Brownface行为是有用来讥嘲有色人种的历史背景，所以本身已经涉及种族歧视；（二）这个角色进一步延续港人对于外佣的刻板印象；而（三）电视剧可以聘请合法的菲律宾人来演这个角色。 第一类批评针对的是「涂黑脸」这个带有种族主义的行为。「涂黑脸」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早期的美国。当时美国还是奉行奴隶制度，黑脸扮装表演（Minstrel...

生命伦理领域自六十年代成雏形，教学则于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医学界慢慢发展。1987年，负责认可美加医学机构的医学教育评鉴委员会（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列明，医学院必须将医学伦理和人文教育纳入课程。英国总医务委员会（General...

Advance Directive (简称AD）在香港通译为「预设医疗指示」，在中国内地称为「预立医疗指示」。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医疗水平的进步、以及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提倡「自主决策」、「尊严死亡」的呼声不断增强。对AD的推动最先来自民间和医学界。2006年。一位名为罗点点的女士创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其宗旨是提倡尊严死亡，呼吁医疗自主决策权，推广AD在中国内地的实施。笔者的博士论文以内地预设医疗指示的发展和困难为主题，本文就其中的观察略为介绍。 2011年6月，「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首个AD的民间版本，以「我的五个愿望」为中心，即：1）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2）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Life-sustaining...

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最初阶段得益于神学家和持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家，开辟蹊径，唤起对新时代新课题的关注。短短数年间学术成形，对政策渐生影响力，但它却与宗教思想疏离了，有学者甚至认为要完全排拒宗教观点于门外，理由是基于信仰的立场与立足于理性的伦理讨论杆格不入。 两者的隔阂有没有疏解的可能？如果能回溯至半世纪前那段生机勃勃的对话时光，可能会有些启示。 对于神学家在早年如何开辟生命伦理学和奠基，写来最亲切明确的是前年刚逝世的Albert...

上月(12 月)11 日，瑞士新闻信息媒体 SWI 发出更正，并向读者致歉：它先前刊出报道，标题宣称 Sarco 安乐死胶囊舱已经「通过法律审核」，是错误的。更正了的标题为「Sarco 安乐死胶囊舱希望进入瑞士」。早一天，美联社(AP)经过查实(f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