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在最严峻阶段，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惨烈，公报的死亡人数早已超过瘟疫的震央中国。早在 3 月上旬，有报道说，意大利一些医院不得不作出困难决定，深切治疗病床不能再收年老的确诊病人，麻醉学专科发指引协助前线医生取舍。那时其他国家地区还在旁观，直至它们也被疫潮正面冲击才知道凶险。当时美国的疫情才刚刚开始紧张起来，纽约州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最终命名为COVID-19)疫症始于2019年12月，踏入2020年在全国大爆发后波及全球。香港早于1月4日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已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入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名单，起点并不迟缓，但之后的应对有些犹豫，到2月中旬才站稳阵脚。背景因素当然有影响：经歴七个月反修例突之后，社会积累许多创伤，有些负面情绪甚至可以说夹着痛恨。面对民情抵触，政府较难从汹涌批评中撷取有用的抗疫意见。 大规模的瘟疫从来都会冲击医疗系统，酿成社会矛盾，这其实是公共卫生伦理的常设课题，并不是因为「被政治化」才出现挑战，政治张力只是把挑战放大了。 例子之一是2月初公立医院员工的罢工行动，数千名人员参与，占了医院管理局前线员工一成以上。这次行动不是按章工作式的抗争，而是基本上离开岗位，这在香港医疗史上是首次，若是疫症发生在一年前，相信罢工不可能出现。医护人员罢工自然有人反对，包医学界的领袖，然而民意似乎多过一半人支持行动，因为行动的要求是要特区政府全面关闭关口（「封关」），要阻截新型冠状病毒输入本港。要求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是来自香港2003年的沙士记忆：当年公立医院苦战濒于崩溃，全港8名医护及健康服务人...

农历新年前提早动笔写这一篇，刚写好，新冠状病毒肺炎就从武汉来到香港了。才一个月之前(1月10月) ，我在中文大学一个公开讲座日讲着这个题目：「如何面对一场精神创伤疫潮」，来的人很多，几百座位全满，可见很多人热切关心精神创伤这个题目。一年前我在同一场合讲基因编辑婴儿，是火热话题，也只有七成听众。我谈了一些医学，然后扩阔到其他角度，关于「受创伤的小区(traumatized...

2018年11月，时任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的贺建奎宣布全球首宗经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女婴诞生，这项「世界第一」惹来国内外交相指责，他被拘留调查，不闻消息，直至上周初内地报道他被一审宣判干犯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那对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的情况没有公布。基因编辑婴儿是否一个「疯狂科学家」的犯罪故事而已？本栏在2019年1月的一篇文章提出，「贺建奎事件」留给2019年两份有迫切性的功课：给中国的功课是如何建立或改进对科学研究和人体科技试验的管治；给科学界的功课是：能否厘清基因组编辑(genome...

这篇文章是在新西兰南岛南端的城市邓尼丁写的，写时理工大学的围困还未解。早一星期我离港时，围困争持激烈，街上聚众声援，警方以催泪弹驱散，连伊利沙伯医院也受到波及。抵达邓尼丁，为我办理入住旅馆手续的是一位衣着整齐、谈吐斯文的先生，礼貌地问我来参加什么会议，我说关于法律和伦理。他又问我从哪里来，听到「香港」二字，就敏捷地反应道：「那你一定有很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可谈了！」其实我来是谈香港最近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的公众咨询。这位接待的先生似乎很清楚香港的困境，轻轻说：「双方坚持不退让，就没法解决了。」我后来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律师。 这篇文章刊出时，惨烈的斗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半年，期间许多既有的价值规范严重破损。有人哀叹香港回不去了，甚至说，this...

香港劫难未过，社会撕裂之外，公众对政府的基本信任也在快速蒸发。近例是食物及卫生局长在电视访问中解说，催泪弹对身体造成不适仅是短暂，水炮车的颜色水剂亦是无毒，大多数市民人若非完全不信，也会觉得这是对公共健康风险的轻描淡写。此时期，食卫局一些重要的政策事项仍在推进，祈盼社会公众有成熟的就事论事的底子去看待。事项一是9月初食物及卫生局就预设医疗指示立法向公众咨询；事项二是年初成立的基因组医学督指导委员会近期完成了阶段性工作，将就发展路向提出建议。我在两个事项都有些机会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一些意见。本文针对后者基因组医学范围的生物样本库(biobank，简称生物库)...

青少年能有多自主？ 青少年在作出关于自己的重要决定时，能有多大的自主权？ 对上一次我较为仔细地看这个问题是在两年多前，当时香港社会在辩论 应否放宽法例规定，以容许一名 不满18岁的少女捐赠活体器官给不幸急性肝衰竭的母亲。...

机构有病，员工吹哨？ 在台北一个生命伦理座谈上，我们从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案例谈到研究人员的失德行为，以及伦理教育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讨论为什么单是伦理教育并不足以规范专业道德。一位来自爱丁堡的讲者深思熟虑，轻声提出一个问题：在你们的医疗体系中，最困扰医生和护士的道德两难处境(ethical...

人工智能武器谁负责？ 去年，我听到生物伦理学家朋友正在研究有关人工智能(AI)武器系统的责任和控制问题，初时感到有点惊讶。虽然我知道，生物伦理学的范围确实包括与崭新科技有关的各种道德伦理争议，但我以为它所关注的议题，大体上应属于民间社会的范畴，而军事战争并不在其内。然而我也立即想起，上个世纪后半叶生物伦理学兴起，也是与二战期间犯下的对人类的罪行有关：纳粹德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对集中营里的人群进行了可怕的活人实验，包括儿童。崭新技术能影响生命、冲击社会既有的价值坐标和秩序，也就带来了新的伦理问题，AI武器系统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今年4日30日，史丹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

医护专业与病人私隐 六月充满动荡和冲突，在紧张复杂的警民与医疗互动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医护人员有专业责任为病人保密，保护病人的福利，但是否同时需要与警方合作，甚至在某些情况底下违反为病人保密的原则？ 这个问题并不是香港独有的，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本文取材自英国两篇相关文章，并因应香港的情况加以剪裁和说明。 尊重病人私隐，为病者保密，这是专业责任，比普通机构保护个人资料的最低法律要求更严肃，因为医患关系不止是一般的服务合约关系，更有严肃的病人对医护专业的信托。保密是维护医生与病人之间信任的核心，如果病人对医生能为他保密没有信心，就会隐瞒病情，医治就失去基础。自古以来，医生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医德，近代《日内瓦宣言》进行了更新，无论新旧，都把保护病人私隐看得很重。医务委员会和医学会的伦理守则亦贯彻《日内瓦宣言》原则。 为病者保密的义务不是绝对的，但任何违反保密期望的决定为都必须视为例外，披露数据要遵循正确的原则。 在征得病者同意的情况下披露资料当然没有违反保密要求，前提是病人的同意必须是自愿的，而且充分知情，包括知道披露数据的后果。有些情况下，获取病人同意并不可能，例如在深切治疗病房昏迷的病人，医生可能要从病人利益出发，与家人商讨病情作医治决定，这是默许同意的推定。 依法律要求披露 其次是依法律要求而向他方提供信息。这通常是警方。这是一个可能会令人困惑的范围。临床工作上医护人员必须注意，警方并没有要求披露病人数据的自动权力，也没有要求提供医疗纪录的自动权利。如属必须，警方需要取得法院命令。但是，在警方进行调查时，医护人员不得向警方故意提供不正确或误导性的资料。 举例而言，如果病者在交通事故发生被送进深切治疗部，而一名警官要求医护人员抽取血液样本进行酒精测试以助法医调查，医护首先要知道这是否法例要求，因为样本必须是合法的，否则法院不能使用其化验结果。这些程序应该由书面提出请求，并经确认其为合理。 较少争议的例子是防止恐怖主义，英国2006年《恐怖主义法》要求专业人员向警方通报任何可能有助于防止恐怖主义行为的信息，或协助逮捕或起诉恐怖分子。这与当前香港的情景无关，没有人认为在示威冲突中受伤(即使是橡胶子弹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