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定稿前(11月15日)，政府刊宪订立香港法例第599J章《预防及控制疾病（对若干人士强制检测）规例》，作为法律根据，可按疫情发展以刊登公告的方式，指明特定类别人士接受强制病毒检测。上月初 ，食卫局局长透露政府正在准备法律框架，港大袁国勇教授随后接受访问时，主张针对有轻微病征的人士强制检测，如果不合作，医生应可将其数据转交相关部门，由警察及卫生署职员上门跟进。这引起不少关注。我对此这种程度的强制惩处也有保留，在一个访问中我表示，要在医患关系中插入检举不合作病人的规定，令其可能面对入狱刑责，在疫情未有明显反弹之前是不相称的。这引起了一些误会，以为我是整体反对强制病毒检测，又或者要等到大爆发才可实施任何强制措施。本文尝试进一步阐述。  如果问：「你是否赞成强制病毒检测？」最合适的回答应该是反问：「在什么范围强制？强制到什么地步？强制措施的作用与限制个人自主的程度是否相称？」这背后的伦理原则是相称性(proportionality)...

新冠状病毒肆虐大半年，全球死亡人数至年10月初已逾百万，疫情仍然看不见终点，即使至今尚能有效抗疫的地区也受不了社会经济长期在半冻结状态。现在说全世界在翘首以待新冠疫苗，也不算是夸张的描述。这是一项世界大赛，各地的科研团队以历史上从未有的速度开发200多种新冠疫苗，其中9种进入了第三期临床试验(phase...

内地支持香港进行一次大型的新冠状病毒病社区检测，在争议之下终于完成。病毒核酸测试可以用于社区检测，在全球疫潮很早已经有例子。在香港第二波疫情，袁国勇教授在3月中就曾提出建议，在社区抽样测试以了解病毒的流行程况，作为抗疫的辅助参考。在7月疫情第三波，卫生署有向爆发个案的社区派发样本瓶，这也是社区病毒检测。因为检测目标明确，没有什么争议。 8月1日，国家卫建委宣布，应香港特区请求派员赴港协助抗疫，包括扩大社区病毒检测的能力。这触发了含有浓浓的政治味道的争议，特别因为港区国安法刚实施，民情不稳，有些情绪牵连了对社区病毒检测的观感。 反对声音最初针对来港执行测试任务的内地人员的资历，之后又谣传说检测收集的样本有可能变成收集「全民DNA」以供国家安全用途。政府一再强调所有样本不会送往内地，但是因为去年至今政府的公信度一直薄弱，大力保证也难以有效辟谣。8月初，我接受《明报》一次访问，有机会稍加解说：化验既是针对病毒，得出的是与病毒相关的数据，并非人体DNA数据，况且化验病毒的设施与人体基因组排序的实验室根本是不同的设置。   「港版健康码」乱视听 本来，把社区病毒检测扣上被公安使用的忧虑无大说服力，不会炒热多久，但恰巧有身为行政会议成员的政党人士公开建议政府推出「港版健康码」，就无意中踩进了公共卫生伦理的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这构思建议，规定任何市民也要经过病毒测试阴性，佩戴着健康码才可以出入主要公共地方，在商场、食肆使用。这马上搅乱了社区病毒检测的本意。内地协助香港进行检测的目的本来已经不太明晰，至此更是模糊不清，甚至令一些「监视市民」的疑云再起。 在公共卫生伦理，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限制市民个人自由，一方面可能是有其需要，另一方面却必需抗拒过度使用权力。政府有意识有纪律地尊重个人自由(包括生活上出入往来)是十分重要的。政党人士构思的港版健康码，为商场、食肆救亡，以为借着健康码，起码部分市民能放心走出来消费，这就忽视了严肃的问题：如此应用病毒检测，无异于先行剥夺市民自由进入商场等地方的权利。限制所有人出入公共地方，与商场食肆救亡的目标是完全不相称的，违反了公共卫生伦理的「相称原则」(...

全球新冠状病毒病案例已超过二千三百万，死亡人数逾80万。各国的个案死亡率(case-fatality rate)差别很大，从1%到15%不等。 这取决于一些本地因素，特别是患者中高龄和体弱长者的比例、COVID-19核酸检测是否广泛应用于轻度症状病例的筛查和诊断，以及医疗系统的应对能力有无超限等。...

现代医学立足于科学，由西医主导，现代医学伦理原则立足于西方的道德哲学，两者都具普世性，但中医在华人社会依然有其位置，在中国大陆更有政策维护。那么，在医学伦理领域，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儒家思想，是否也可以得到有份量的现代地位？这并非异想天开。在我现今工作的生命伦理学范围，一直有学者认真探索和提倡建设中国生命伦理学。 我年轻时对哲学有兴趣，入门是从儒家哲学开始，大学二年级去德国做暑期工，带了一本《论语》上路细读，思考当时还有点热度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近日得空暇，从头略读了一遍《论语》，有些想法可以分享。 有学者尝试把儒家思想注入医学伦理，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期望儒家哲学能成为别树一帜的道德理论，从而在现代医学伦理学得一席位；另一面是期望现代医学从尊重多元文化出发，也能照顾到中国人病者与家庭的儒家社会特性。在现代医学教育本来就有尊重多元文化的主张，即使强调科学为本的循证医学(evidence...

去年下半年社会冲突，紧接着是新病毒瘟疫，把伦理学中心各方面的活动和发展都拖住了，计划未来也充满不确定性。幸而在新的学年我们要接手统筹医学生的伦理学课程，因而让日常工作得到新的重心。在疫情下，从3月至5月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家居模式工作，我趁空档整理了多年来在医学伦理和生命伦理不同范畴的演讲和授课材料，重读一篇文章时印证了自己对医学伦理教育的想法。这是一篇检阅回顾的文章，问的是：医学伦理教育现时身在何处？要往何处去？焦点在：医学伦理应该教什么？医学生要学什么？ 直觉地想，医学伦理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自明的：培育「有医德」的医生。医德也不难界定，传统的核心是同情心和同理心，在中国传统是「仁心」(compassion)。放置于现代医疗服务，医德的特征需要扩充：「尊重」(respect)、「诚实」(honesty)...

政府在五月十四日公布《香港基因组医学发展策略》，展示发展蓝图。我参与了督导委员会和下面专题小组为期一年多的工作，那天也出席了媒体发布，感觉正面。感觉良好不单是因为有份参与，而是委员会的成员都致力解决难题以玉成其事，各有所长的专家共同推敲，问题得以深入讨论而形成决策方向。此外支持委员会的局方研究团队异常出色，采集世界各地的资料完整和对焦，工作便事半功倍。还有是难得的时机：主要的工作在2018年进行，在去年社会抗争撕裂之前完成。现在香港经历Covid-19，再掀严厉的政治斗争，回头看，好像另一个世界了。 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图是在2003年耗资数以亿元才完成的。接下来的十多年，基因排序科技爆发力量，到2015年前后，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前景好像一片光明。通常我们以为医学作为科学，是客观和价值中性的，但基因组医学从一开始就是有些浪漫的愿景，结合了医疗可以...

周前应邀到香港儿童医院在网上讲了一堂伦理课，主题是抗疫中的深切治疗服务应当如何配给(rationing)。 邀请是在四月初收到的，当时香港在危机边缘，市民从全球恶化中的COVID-19大潮回港，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十宗，全城关注一旦小区出现大爆发医院能否承受，会不会出现意大利的悲惨情况，医生要被迫放弃一些危急的病人。不少记者问同一条问题：深切治疗病床和呼吸机用尽时，怎样决定该放弃哪些病人？...

全球疫情在最严峻阶段，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惨烈，公报的死亡人数早已超过瘟疫的震央中国。早在 3 月上旬，有报道说，意大利一些医院不得不作出困难决定，深切治疗病床不能再收年老的确诊病人，麻醉学专科发指引协助前线医生取舍。那时其他国家地区还在旁观，直至它们也被疫潮正面冲击才知道凶险。当时美国的疫情才刚刚开始紧张起来，纽约州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最终命名为COVID-19)疫症始于2019年12月，踏入2020年在全国大爆发后波及全球。香港早于1月4日启动严重应变级别，1月8日已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入法定须呈报的传染病名单，起点并不迟缓，但之后的应对有些犹豫，到2月中旬才站稳阵脚。背景因素当然有影响：经歴七个月反修例突之后，社会积累许多创伤，有些负面情绪甚至可以说夹着痛恨。面对民情抵触，政府较难从汹涌批评中撷取有用的抗疫意见。 大规模的瘟疫从来都会冲击医疗系统，酿成社会矛盾，这其实是公共卫生伦理的常设课题，并不是因为「被政治化」才出现挑战，政治张力只是把挑战放大了。 例子之一是2月初公立医院员工的罢工行动，数千名人员参与，占了医院管理局前线员工一成以上。这次行动不是按章工作式的抗争，而是基本上离开岗位，这在香港医疗史上是首次，若是疫症发生在一年前，相信罢工不可能出现。医护人员罢工自然有人反对，包医学界的领袖，然而民意似乎多过一半人支持行动，因为行动的要求是要特区政府全面关闭关口（「封关」），要阻截新型冠状病毒输入本港。要求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是来自香港2003年的沙士记忆：当年公立医院苦战濒于崩溃，全港8名医护及健康服务人...